翻译科是清代科举中的一项特科,是清统治者结合本民族实际情况对科举制做出的一项重要创新。它的出现在带动科举制度重大发展的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科举制度的内涵。翻译科经历了顺治年间的兴起、康熙时期的曲折发展、雍乾嘉时期的鼎盛以及道光朝以后的衰落,其发展脉络几乎与清王朝的历史相始终,在为朝廷培养精通满蒙双语的人才、保持国语故俗和增强满洲凝聚力等诸多方面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做出了特殊而又巨大的贡献。但由于整体环境的缺失,翻译科最终无法抵御先进文化的冲击,随着科举制一起消逝在滚滚历史洪流之中。
[关键词]清代;科举;翻译科;旗人特科;双语人才
[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09)11-0121-05
何宇(1980—),男,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史。(山东济南250100)
起自隋、终于晚清的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社会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制度,是历代王朝最主要的官员选拔制度,尤其到了清代发展更为完备,分为文科、武科和翻译科三大部分。学者对于清代科举制度中的文科和武科研究已十分深入,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而对于与文武两科成鼎足之势又带有浓厚民族特色的翻译科则关注极少。翻译科作为清代科举中的特科,无论在科举中所处的地位还是为维护清王朝统治所起到的历史作用都是十分特殊的,理应受到学界关注。
一、清代翻译科制度的确立
清代的翻译科考试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满文与汉文的互译,二是满文与蒙文的互译。考试都是在八旗内部进行,只有旗人才有资格参加。早在天聪八年(1634),清太宗皇太极便模仿汉人开科取士的办法,通过满文和蒙古文考试来招收士人参与政权。但此时并未形成定例。真正意义上的翻译科考试始于顺治八年(1651)。“准吏部之言,各旗子弟率多英才,可备循良之选,但学校与制科未行耳。先帝在盛京,爱养人才开科已成定例。近日正当举行,臣等酌议,满洲蒙古汉军各旗子弟,有通文义者,提学御史考试,取入顺天府学。乡试作文一篇,会试作文两篇,优者准其入式,照甲第除授官职。则人知向学进取有阶矣,报可。”[1](卷6,P104)笔者以为,顺治八年开始出现正式翻译科考试的原因有三。首先,从顺治元年(1644)到顺治七年(1650),在摄政王多尔衮的指挥下,清军已扫灭了大部分与清朝为敌的势力,清廷基本建立起了对全国的统治,具备了开科考试的政治条件。其次,统治者对汉族人及汉文化的开明态度。顺治帝对汉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亲政以后对汉人和汉文化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政策。这种对汉文化的倾心,使得开设翻译科有了现实的可能性。其三,入关初期满洲贵族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由于语言文字的不同造成了诸多的不便,虽说当时大量起用了汉族官僚,但对汉人始终存有戒心,觉得使用汉人终不如选用擅长满汉双语的满洲人。因而开科培养选拔满洲自己的满汉双语人才就势在必行了。正如乾隆皇帝所说:“我朝一统以来,始学汉文。”[2](卷443,P28)
清代翻译科的制度确立时期可断限为顺治八年到顺治十四年(1657),虽说仅有六年时间却是一个重要阶段。翻译科考试所有大的框架都是在这一时期确定下来的,并一直延续到清末,之后的变革只不过是在此基础上的修补而已。下面介绍翻译科考试的具体过程:
(一)京营八旗翻译科的参考人员
童试。考童向所在旗报名,满蒙汉军分报。由该旗佐领出示没有冒名顶替的证明,然后由该旗都统先考试马步箭,再考满汉文,只有二者全部通过才可以送顺天府参加考试。
乡试。乡试前必须录科,参考人员包括京城、直隶、奉天等地的满蒙汉军翻译生员、文生员、监生、荫生、天文生、中书以及七八品笔帖式小京官等等。但也要先到所在各旗考骑射,骑射考试合格者方可报名参加乡试。
会试。与文举人有权参加文闱会试相同,满洲蒙古汉军翻译举人自然有资格参加翻译科会试。此外,文举人与举人出身的笔帖式小京官等也可以参加翻译会试。他们和翻译举人一样都要参加旗内的骑射考试和兵部的骑射考试,两次考试都通过者才能参加翻译会试。
(二)京营八旗翻译科的考试内容
由于满洲文化与汉族文化相比较为落后,而且,翻译科考试又属于技术性测试,再加上清朝统治者想以此途径给满人更多的入仕机会,因而试题难度相对较低。
童试。是最低一级的考试,试题难度也最低。满洲翻译是从汉字“四书”直解中抽出一段,限三百字以内,翻译成满文。蒙古翻译是从满文日讲“四书”中抽出一段,也是限三百字内,翻译成蒙古文。所有考试题目全部钦命,由顺天府领取并送贡院刊刻,到考试之日发给考童。
乡试。满洲翻译是从“四书”中出题,用满文写一篇文章,并且,还要从汉文“四书”中抽取一段翻译成满文。蒙古翻译是从满文“四书”中抽取一段翻译成蒙文。
会试。考期较长,情况较为复杂,分两场共六天。满洲翻译第一场从“四书”中出题目做一篇满字文章,从孝经性理中出题做满字论一篇;第二场是把一篇汉字文章翻译成满文。第一场试题钦命,第二场翻译题由考官出。蒙古翻译是从满文“四书”或性理中出一篇,再出一道满文奏事,把这两篇满文翻译成蒙古文。
(三)京营八旗翻译科的考试地点
童试最初在贡院至公堂、聚奎堂两处,后来分为东西两场,满洲翻译在东场,蒙古翻译在西场;乡试在各省贡院;会试在京师贡院。
(四)京营八旗翻译科的考官派驻
童试。满洲翻译的考官称学政,蒙古翻译的考官称学院,后统称为阅卷大臣。满洲翻译阅卷大臣一到二人,于内阁、六部、都察院、翰林院、詹事府、通政司的满洲堂官以及大理寺各官和国子监祭酒中题派。蒙古翻译阅卷大臣于各部院司官内通晓蒙文者中题派。
乡试。满洲翻译派正副主考各一名,同考官四名;蒙古翻译派主考官一名,同考官两名。满蒙同考官于道光八年(1828)裁撤。满蒙考官的选取与童试类似,也是从阁部院寺满洲蒙古官内题派。以科甲出身者为先,如若没有,再选其他出身的精通满汉翻译的人员。选取礼部满洲侍郎一名为乡试监临,以顺天府丞为题调。
会试。考官派驻与乡试基本相同,只是在乡试中做监临的礼部满洲侍郎在会试中出任知贡举,并且,会试题调由礼部满洲司官担任。另外,设内外帘监试御史,入号巡查御史满汉各二人,弹压副都统一人。
(五)京营八旗翻译科的录取人数
童试,满洲翻译科录取生员在四五十名到九十名之间,蒙古翻译录取生员八九名到十三四名左右。乡试中额无一定,会试中额临时钦定。
如上所述,经过短短六年,翻译科考试的雏形基本建立起来,成为继文科和武科之后清代科举的一支新军,承担起了为国家考核录取双语人才的重任。在清入主中原初期大部分满洲贵族不谙汉语,在行政任事和管理汉地汉人政务上举步维艰的情况下,它所选拔出的满汉双语人才的确起到了满汉之间沟通的桥梁纽带作用。对满洲统治者尽快熟悉汉人汉俗,推广其政策具有非凡的意义。可以说,它既在整合清王朝这一庞大国家机器的过程中充当了润滑剂,又在决策和行政中起了沟通作用。但我们在充分肯定其作用的同时,应该看到翻译科作为一个刚刚诞生的新事物还很不成熟。其建制上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其严密性、效能性都无法与传延千年的文武举相提并论。如翻译科乡试的录取人数是随机的,而且,对于考试过程的管理以及对已录取人员的任用都缺乏明文规定,表现出很强的原始性和随意性。更为严重的是,宗室和驻防八旗这样极其重要的八旗成员都未获准参加翻译科考试,其不完善可见一斑。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翻译科基本完成了制度草创的任务并逐步走向完善。
二、翻译科的曲折发展与兴盛
清代翻译科的发展可谓命运多舛,在经历短暂的制度草创后本应进入稳步发展时期的翻译科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以至于到了几乎停科的地步。从顺治十四年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翻译科乡试和会试完全停止,仅留下童试和笔帖式的考试。据史料记载是因顺治帝担心满人争相效仿汉人参与考试,舞文弄墨而荒疏骑射。这固然是个重要的原因,但顺治帝在宣布停科五年之后即撒手归天,而终康熙一朝六十一年没有举行翻译科乡试和会试,仅进行童试和笔帖试。其中原因就不是世祖一言可蔽的了。笔者认为,除了世祖所讲的原因外,纵贯有清一代不断深化的汉化趋势以及康熙帝对这种趋势的态度,也是其重要原因。从顺治入关、满洲入主中原以来,满洲的逐渐汉化便成了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而且这股潮流还在不断的扩展和延伸。康熙帝在为政风格上主宽缓,对于那些对满人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的异族文化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更为主要的是,这一时期由于受汉化风潮的影响,更多的满洲官吏开始学习汉语并有相当部分人已经通晓汉语。加之翻译生员和笔帖式的考试并未停止,国家可以通过此途径选拔双语人才。这两部分人已经能够满足国家对于双语人才的需要,至少康熙皇帝认为停止翻译科考试并没有对清朝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产生影响,因此才有了长达六十余年翻译科基本停滞的特殊阶段。
雍正帝继位后,恢复了停止已久的翻译科,雍正至嘉庆时期的统治者对翻译科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其发展并逐渐达到鼎盛。雍正元年(1723),皇帝发出上谕:“八旗满洲等除照常考试汉人生员举人进士外,在满洲等翻译武艺亦属要紧,应将满洲另考翻译生员举人进士。”[3](卷363,P2)至此,停了长达六十六年之久的翻译科乡试和会试又重新举行。翻译科也在此期间经历了一系列变革。(笔者按:此处仅书变革,与顺治朝雷同部分不再赘述)
(一)京营八旗翻译科考试参考人员的变革
对于参考人员的变革主要集中在乾隆时期,其政策与前相比既有放宽又增加了限制。政策放宽体现在:乾隆三年(1738),“谕旨……今思八旗武职人员内平时讲习翻译亦不乏其人,如有情愿赴考者准其报名,该部一体考试”[3](卷363,P10)。这是八旗翻译考试首次向武职人员放开。另外,翻译考试也开始向八旗新满洲开放。规定:“除满洲乌拉齐等初移居者不准考试外,其在京所生已过二三世,如能习翻译者与旧满洲一体考试。”[3](卷365,P5)增加限制体现在:乾隆十一年(1746)规定,参加考试的生员一律编入名册交皇帝钦点,参加乡试的生员在考试之前还要定期入场先考,位列一二三等的人才准许参加乡试。对蒙古生员也有类似的规定。这些具体的规定对于那些滥竽充数的人还是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也使翻译科考试走上了更加规范的道路。
(二)京营八旗翻译科考试内容的变革
考试内容的变革同样集中于乾隆朝。首先在童试中,乾隆元年(1736)后,满洲翻译改为由南书房从满文性理小学中出题或者做满字文两篇。蒙古翻译则改由军机处出题,也是从满文性理小学中出题。而且在满蒙试题后都由考官总论几句,要求考生把这几句总论也要一同翻译出来。乡试也是在乾隆年间把原来从四书中出题一律改为在性理小学中出题。会试考试内容基本无变化。
(三)京营八旗翻译科录取人数的变革
童试,于乾隆十三年(1748)定满洲翻译十几人取一名,每年取进生员六十名。蒙古翻译则是每十人取一名,每年取进生员九名。以后每年都照此数录取。乡试也是乾隆十三年确立了录取人数,满洲翻译每年取中举人三十三名,蒙古翻译每年取中举人六名。会试中额还是临时钦定,大约五、六人取中一名。
(四)京营八旗翻译科考试的管理
关于翻译科考试的管理,顺治年间未见任何记载。当然,这并不说明当时的翻译科考试处于完全意义上的无序状态,但至少可以反映出当时规定的临时性,即缺乏明文规定和成册的管理条例,这也是顺治时期翻译科处于初始状态的一个明证。而到乾隆十一年已做出了具体规定:考试当天在砖门外设八面牌,立于八处,牌按旗分,各旗送考的参领章京带领应试的士子按牌站立,听候点名依次进入考场,违者立刻治罪。不仅如此,乾隆朝还有专门派出的御史入场监督考纪,发现违纪的考生立即交部治罪。他们还对做誊录工作的书吏严格管理,一旦发现他们草率行事立即严惩。乾隆四十一年(1776)出台了一项最重要的管理规定,即考场回避制度。回避制度古而有之,清代文闱考试也是从开科伊始就有相应的规定。但翻译科直到此时方有明确规定:“奏准现在考试翻译生员等项,俱经议准照文场之例回避,所有翻译乡会试主考官、同考官、知贡举、提调监试、受卷弥封收掌等官,举子内有应回避者,皆令回避,不得与试。如本官不自行开出因而中式者,本官议处,该生斥退。”[3](卷363,P21)无论是御史的派驻还是回避制度的实行都极大地增强了翻译科考试的规范性,而规范性的增强无疑为竞争的天平上增加了公平的砝码,从而提高了选拔人才的质量,也就提高了翻译科的影响力和统治者对其的信任程度。这些对翻译科的进一步发展都是极其重要的。
(五)京营八旗翻译科士子的任用
关于中式士子的任用,原本应该是朝廷和士子双方都非常关注的问题,也是考试的最终目的。但就顺治朝的材料看,笔者很难找到成文的士子任命标准。到了乾隆、嘉庆以后才在史料中窥见其一角。乾隆五年(1740),“覆议嗣后咸安宫官学翻译教习照汉教习之例,以翻译归班进士充补”[3](卷363,P11-12)。嘉庆十六年(1811),“自嗣后内务府人中翻译举人在内务府解用,中式翻译进士人员差与八旗翻译进士一体掣几分部行走”[3](卷364,P12)。这虽不是所有翻译士人的任用标准,但可以看出翻译科举人、进士大致的为官方向。作为教习教书和从事部院翻译工作是其最主要的出路。
(六)宗室翻译科
宗室翻译科始设于乾隆九年(1744)。对于其为何开设如此之晚,嘉庆帝曾说:“宗室向有考试之例,后经停止,敬惟皇考圣意,原因宗室当娴习骑射,以存满洲旧俗,恐其专攻文艺,以染汉人风气,转致弓马生疏。”[3](卷329,P4)而对于开科的理由他则讲得更为明了,“自停止考试以后,骑射未能精熟,大潢支派繁衍,自当仍准复试,广其登进之途,兼可使读书变化气质,不至无所执业制生事端”[3](卷329,P4)。原本是出于保持满洲骑射故俗的想法才未开科,后来发现这种做法也难以保持他们能骑善射的民族优势,于是又采取开科的方式以进一步拓宽宗族子弟本已很宽广的入仕途径,并以此约束他们的行为。乾隆朝的宗室翻译科只有会试,也就是说宗室不用参加童试、乡试便可直接进入会试。到了嘉庆六年(1801)才改为宗室也要参加乡试,但仍然不参加童试。考试地点都是在贡院,应试者要先到宗人府考骑射。乡试考生的点名册送到顺天府,会试的送到礼部。乡试考题钦命。会试考题分作两部分,一为满字“四书”文,一为翻译题。前者由皇帝钦命,后者由考官出。考生考完以后,试卷都送到八旗主考官处由主考官统一阅卷。嘉庆八年(1803),定宗室翻译科会试中额四名取中两名,嘉庆十年(1805),定九名取中两名。从宗室翻译科的各项规定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两大特征:第一,考试程序简单;第二,录取率极高。这种考试为天潢贵胄广开登进的色彩要远远浓于选贤取能。但宗室作为旗内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和最为重要的一支力量毕竟也加入到了翻译科考试之中,扩大了考试本身的影响力,可以说是翻译科发展的重要表现。
雍乾嘉时期是清朝最为鼎盛的一段时光。在这一时期内,伴随着政治经济的繁荣而进行的翻译科变革也卓有成效。录取人数的变革既体现出统治者对选拔人才慎之又慎的原则,又继承了“古之取士,文武并重”的传统。考试内容的变更满足了统治者大力推崇理学的需要。增加对翻译科的管理和翻译人才任用的规定,使其更加制度化、规范化。增加宗室翻译科,不仅为日益颓废的宗室群体提供了入仕机会,而且还能促使他们倾心向学,防止他们因游手好闲而滋扰生事。此外,把八旗中最核心的力量吸纳到翻译科中来,扩大了翻译科的影响。使其向真正意义上的八旗内部考试迈进了一大步。总之,这些改革措施使得八旗翻译科摆脱了原始阶段,逐步发展成为与文科和武科齐名的清代科举第三大科。
三、翻译科的衰亡
大致从道光年间至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为止,这一时期是清朝逐渐走向衰亡的时期。翻译科也与时局一样,表现为缺乏生机,变革较少,最后随科举制度一起淡出了中国历史舞台。
在这个相对平淡的时期内,翻译科最大的变革就是增加了驻防八旗的翻译科考试。自从顺治元年清军入关以来,满洲八旗兵便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拱卫京师的京营禁旅八旗,一部分则是驻守在各要地监视地方的驻防八旗。与京营八旗自翻译科开科伊始便位列其中相比,直到道光二十三(1843)年,清政府才开设驻防八旗翻译科。它的考试过程与京营八旗略有不同,区别主要表现在童试和乡试上。
从考试内容看,驻防八旗翻译科乡试是满洲翻译出一道汉文题,把它翻译成满文。蒙古翻译出一道满文题,把它翻译成蒙古文。从参考人员上看,除了和京营八旗一样的规定外,同治十年(1871),准许广东同文馆中凡给予翻译监生的人都可参加翻译乡试。从考官派驻上看,童试由将军聘请本旗通晓满文的官员阅卷;乡试则由本省布政使司准备点名册与试卷,再派佐领弹压确认考生,笔帖式进入考场缮写题纸,其余临场巡查执事和其他的更役人员都从文场内留一部分人直接办理。从平均录取人数看,童试是五、六人取进一名,每一驻防地点不得超过五名(只有荆州、成都两地由于考童数量超过了一百人,取进七名。并做出规定,每一驻防地点定额五名外,一百一十人以上加一名,一百三十人以上加两名,一百五十人以上加三名,人数最多不得超过八名);乡试中额是十人取进一名,考生人数超过定额的半数再增加一名,但最多不得超过三名。
驻防八旗的其余各项都与京营八旗略同。虽说与京营八旗相比,考试程序相对简单,但因驻防八旗是八旗中一支重要力量,所以,驻防八旗翻译科的创立意义重大。它把最后一部分旗人也纳入到翻译科考试中来,使之真正成为了全体旗人都可参与的考试。笔者所见道光朝以后的翻译科资料极少,仅能论述至此。
四、余论
翻译科从1651年创立到1905年废除,一共走过了255年的时光,中间虽有几十年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但终究并未完全废止,可以说基本上是与清朝的统治相始终。作为清代科举中与文武两科并行的一个大科和旗人参加的最重要的考试科目,翻译科为维护清朝统治做出了独特而又突出的贡献。
首先,它通过开科考试的方式把大量旗人吸收到政权中来。一方面,巩固了以满洲为核心的政权体制,稳定了满洲的优势民族地位,扩大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给了正在逐渐走向颓废的旗人一个希望,有利于稳定旗人的情绪,进而维护统治阶层内部的稳定。虽说清代的科举制度非常发达,而且正途出身又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及尊重,但由于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差异,旗人并不能广泛地参与到科举考试中去,当然也就不能大量的通过这一正途成为国家官吏的一员。而翻译科恰恰给了旗人们这样的机会,它不仅在考题难度上远远低于汉族的科举,更为重要的是,它属于只有旗人才可以参加的专属性考试,排除了整体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汉族知识分子参与竞争的可能性,加上清政府对于翻译科考试录取名额的优待,旗人通过翻译科考试参与到政权之中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其次,有利于满语、满文的推广和传承。大力保持和推广满文即清朝统治者所推行的“国语”政策与“骑射”并行一直是清朝两大基本国策,他们为了保住满洲的“国语”故俗可谓绞尽脑汁,呕心沥血。而翻译科的设立使得“国语”有了广泛的用武之地,刺激了旗人学习满语的热情。虽说出于入仕为官的功利主义考虑远远超过保持“国语”的民族使命感,但这一措施却产生了旗人们广泛学习满语的直接结果,为清统治者保持“国语”故俗提供了很好的客观环境。清政府也不失时机的开办了大量教授旗人满语的学校,使得“国语”在教考结合的共同刺激下得到充分的发展。
第三,使更多的旗人接触了儒家经典。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就成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尤其是其中“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一直是历代统治者进行思想统治的有力工具。清朝统治者也同样不遗余力的推行这种观念,希望广大的小民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成为俯首帖耳的顺民。汉族人由于长期接受中原王朝的统治,儒家思想已深入人心,而广大的旗人对儒家的礼法并不像汉人那样熟悉,翻译科考试考核的正是儒家经典的内容。因此,为了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宏愿,更多的旗人投入到学习封建礼法的大军之中,这对维护封建统治是极为有利的。
当然,在看到翻译科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它在制度上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随意性过强,各种变革细碎零乱不成系统,体现的完全是统治者的某种主观意愿甚至是一时的情绪,缺乏一个国家制度应有的稳定性和严肃性。虽说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里,高度集中的君权对国家政策稳定性的干扰不可避免。但翻译科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皇帝以参加翻译科的考生大部分只会寻章摘句而不懂真正的翻译为由下令停止了翻译科的乡试和会试;到了四十三年(1778),又恢复乡试和会试并定为三年一考;五十二年(1787),又改为五年一考;嘉庆二年(1797),又改回了三年一考。翻译科这种全国性科考的考期变化得如此草率频繁,正是其制度上不成熟的明证。而这种不成熟和不稳定使得翻译科不能如同一个成熟稳定的国家既定制度般一以贯之地发挥作用,再加上日益强烈的汉化风潮的冲击使得满语的整体语言环境缺失,翻译科所起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渐降低。
综上所述,清代的翻译科虽几经曲折,但为稳定清朝统治、保持和推广满文满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雍正、乾隆、嘉庆三朝这种作用尤为明显,而后由于制度性的缺欠和客观环境的改变,它所起的作用逐渐减低,直至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参考文献]
[1](清)蒋良骐.东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0.[2](清)清高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3](清)钦定大清会典事例[M].台北:新文丰书店,1976.
【责任编辑:俞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