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德宽教授新近出版发行的《开启中华文明的管钥——汉字的释读与探索》一书，囊括了他30多年文字学研究中各个阶段的重要成果。全书有条有理、层次分明地阐释了中华文明进程的另一面——汉字的文化意义及其价值所在，这就是汉字不仅折射出民族凝聚向心强盛之象，也展示了民族性格中“刚性”元素的文字情结，并依据充分地交代了象形文字的起源和形声结构的演进，尤其对于汉字的文化考辨与阐释，更加彰显了民族灵魂及文化内蕴。黄德宽教授几十年如一“牛”的汉字研究现象及其成果证明，汉字研究大有作为，汉字的生命力天长地久，这也意味着中华民族长盛不衰，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宏愿也并非遥不可及。
一、汉字阐释——彰显民族灵魂及其文化内蕴
打开《开启中华文明的管钥——汉字的释读与探索》一书，就如同打开黄德宽教授此前独著或与人合著的《汉语文字学史》、《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汉字理论丛稿》、《新出楚简文字考》、《古文字谱系疏证》等著述的压缩本，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汉字研究成果，一一呈示出其不同的民族文化意味及其立国之内蕴。由黄德宽、陈秉新合著的《汉语文字学史》一书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两个向度去梳理、整合文字学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关联，不仅厘清了文字学科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而且也厘清了汉字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正如文字学家姚孝遂先生在序言中所说：“关于汉字史的研究，文字学史的研究，应该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我们研究古汉语，就是通过历代的有关文字记载来进行的，离开了文字形体的研究，就不可能从事古代汉语的研究。尤其汉字形体结构的复杂性。及其发展变化的复杂性，更加使得汉语文字学在整个汉语言学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倘若没有这个文字学史研究的前提，那么“打开中华文明”的“管钥”，就未必能那么坚实、那么刚性、那么文化地呈示了民族文明进程的另一面。
1 象形与形声——汉字演变的源泉及主体
《开启中华文明的管钥——汉字的释读与探索》（以下简称《管钥》）的确可视为中国文字学长卷的缩本，全书分为上篇、中篇、下篇三部分。上篇注重表述汉字的构形与演进，尤其注重汉字的主体—形声结构的表述，包括对形声起源的探索、形声结构的类型、形声结构的形符、形声结构的声符以及形声结构的组合关系及其动态分析等等，都给予了有条有理、层次分明且根据充分的交代或语言密度极高的理性描述。这一部分前面对于汉字的构形与演进的交代较之后面对于汉字形声结构起源的交代，从逻辑关系上考察，显然具有一定的联系性和谋篇布局上的衔接性。前面在交代汉字构形方式时，有这样一段文字：“汉字构形方式是一个随着汉字体系的发展而发展的动态演进的系统。在汉字发展的不同历史层面，构形方式系统也有着相应的发展和调整。这种发展反映在汉字体系中，即是不同结构类型的汉字分布情况的消长变化。”接下来在交代形声结构起源时又说：“我们可以肯定，在汉字形成体系前，具有产生形声结构的可能。从纳西象形文字看，它虽然还没有摆脱原始状态，成为成熟的文字体系，但已经出现了形声结构。可以表明，在纳西象形文字中，不仅出现了形声字，而且具有丰富的构形方式。”这两段文字分别表述的是汉字构形方式及形声结构的起源，尽管中间相隔几十页码的篇幅，却并没有妨碍我们从以上两段文字中感受到一种逻辑关系，学术有时候离不开探索甚或推测，前面对于汉字构形方式的交代，似乎还保留一些空间，让后面的文字加以填补，使之表述更加完整而且有前后观照意味。有关汉字构形方式及形声结构的起源，是一系列复杂的文化现象，并不是每个环节都具有现成的考证文献，有的时候就需要研究者在理性检测的基础上加以推测和探讨，去填补某些空白点，否则，学术就难以为继。
须知，对于汉字构形方式及形声结构起源的探索与表述，是文字学研究中最为关乎研究成果质量、也最为动人心魄的环节。万丈高楼平地起。倘若对以上两个有关汉字形成命题挖掘不深、考证不力、表述不全，后面的“高屋”就很难“建瓴”以成立。《管钥》一书以一种敢于探新、勇于突破之姿向我们表述了我国纳西族象形文字与汉字形成的内在联系。作者固然没有强调纳西族象形文字就是汉字形声结构发源头，但作者以纳西族象形文字现象的“小”去读解汉字形声结构形成的“大”，是完全符合学术规范的一种阐释方式。以“小”见“大”是一切文化抑或学术活动的良性学术行为，也是一种可取的思维方法。
至于汉字形声结构发生的源头，《管钥》一书也给出了应答，随着象形、象意文学的衰歇，而形声文字继而兴起，书中指出：“这种变动至迟起于殷初，或许更可推上几百年。而形声文字的发轫，至迟在3500年前，这种假定，决不是夸饰。”学术之为学术，就是在一种理性推断中进行的，不能轻易地给出确定的答案，随意就能确定的东西，那就不是学术了。黄德宽教授在解读汉字构形方式及其形声起源的原理中，学术姿态十分严谨，也十分内敛，字里行间演绎着一种客观、科学、得体而又优美的释读与探索风采。我们由汉字构形就会联想到汉字象形，由形声结构又会联想到汉字的“六书”。从许慎的《说文解字》到黄德宽的《管钥》也含其他一些文字学大师们的学术成果，都先后加以确定的一个共识是：象形文字是最为原始也最为古老的造字方法。中国殷墟甲骨文所呈示的象形文字“日”与“月”乃至“龟”等，就是依据表义对象外形特征并用图形模式创造出来的。由此可见，象形文字是汉字的根本，后来“六书”的发展与繁丰，恐怕决不能与象形元素绝缘。可以说，如无象形的起源，也就不会有“六书”的发展与繁丰。而“六书”中的形声结构显然是汉字演进中的创举，它突破了象形、会意、指事的局限性，一举成为汉字的主力军，据有关文献，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具有连续性使用的汉字中，形声字占有85%以上的比例，其形符与声符的和谐匹配，自然构成一种造型上的完美与刚性，尤其形符又存在一定的表义的空间或范围，它与象形文字的渊源不言而喻。这也正是汉字富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背景所在。
汉字的形体结构不仅是汉字演进的立字之本，而且也是民族文化结构乃至民族心理结构的重要符号。从远古的图腾文化到文明传播之初的象形文字抑或图画文字，是文字行为，也是艺术行为，更是文化行为，长盛不衰的汉字书法艺术也正是汉字形体美的极致的表现形式。象形文字字字重如千钧，其演变发展的每一个过程哪怕每一个细节，都烙印着民族成长及其文明进程的斑斑血痕与脉动，中华民族的文明与刚性特征，不单表现在外在的前进与飞跃，而且也表现在内在的坚韧与不屈——比如汉字之形体，演进到今天，仍然张扬着一种鲜活与刚性，可见，中华民族的复兴之宏愿指日可待。
2 考辨与阐释——彰显民族灵魂与文化内涵
《管钥》一书的中篇注重汉字的“考辨与阐释”，这一部分是全书的主体，内容更为厚重，其学术价值也更高。诸如古文字考辨的方法，甲骨文“（S）惠OV”句式的探踪以及汉字的文化阐释，都从不同角度或向度向我们展示了汉字开启中华文明之演进的种种着落与细节。
古文字考辨的方法，作者强调的是唯物辩证法和对具体汉字形音义的发生、发展以及丰富的纵横关系的把握与实践。对于古文字与有关文献的考索，作者详尽地交待了何谓“（S）惠OV”句式及其特点；后来又为何在后代的典籍中消失了。对于曾姬无恤壶铭文的新释，作者的阐释让人耳目一新。当然，更让笔者关注并痴情的还是对于汉字文化传统的阐释：“中国文化是依赖于中华各民族运用符号的能力而形成的超有机体的存在。……即使从商朝算起，汉字的发生、发展也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我们认为汉字的价值不是后人主观随意的‘给定’，而是特定的历史文化的固有内涵。它主要表现在形成完整符号系统的汉字感知形式以及作为文化传统合规律发展的结果。”由此接着生发开去，以浓墨重彩的笔意去阐释汉字历史性的原则、汉字构形功能的确定性、汉字形音义关系的疏离与弥合以及儒家学说在汉字系统里的稳定性等等，算是把中华文明进程的细部都给予无微不至的阐释与读解。
在谈到儒家学说与汉字系统的稳定性时，作者掷地有声地说：“中国文明的持久性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汉字系统的稳定性是保持中国文明持久性的重要基础。著名学者饶宗颐认为，汉字的稳定性是‘最令人注目的不容易理解的问题’，并称之为‘汉字图形化持续使用之谜。’”此外，有关儒家学说经典化确定了汉字的神圣地位、促成了“小学”的创立和汉字的规范、强化了汉字的稳定性等，这就从深层结构揭示了儒家文化经典对于汉字的意义、对于民族文明进程的意义、对于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意义。同时这也证明，儒家文化经典尽管在民族文明的进程中屡遭重创，但其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长期占据的中心地位是不可撼动的，或许，儒家文化经典就渗透在每一个汉字里，也渗透在本土文化的每一根血脉之中，儒家文化与汉字相互依存的关系，直到今天乃至未来仍然不可分割。
对于汉字的阐释，由来已久，许慎的《说文解字》就是汉字阐释的先河。阐释之于汉字，是极其重要的，只有先阐释汉字，然后才能真正认识并应用汉字。关于这一前提，黄德宽教授也用功在先。早在1995年，当时正在东北大学读博士学位的黄德宽与其弟子常森合著并出版了《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一书，在文字学研究领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此书由文字阐释而引入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考察与阐释，它以《说文解字》为研究对象，赋予了“文字阐释”以全新的意义，这是一种对汉字形音义来龙去脉的理性追究并兼顾与文化传统相关联为主体的阐释。有关阐释这一观念，作者是这样阐释的：“阐释对象、阐释主体与阐释过程构成汉字阐释的三个基本要素。本书重点研究汉字阐释过程中文化传统的影响。这是一个很有难度的问题。另外，本书对《说文》产生的文化背景及其内部各个方面，从一个新的角度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每一个汉字抑或古文字，其诞生、发展、应用的前前后后都是社会文化的凝结点，与各种文化都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诸如图腾遗风、古代民俗、儒家经典、阴阳五行以及日常经验背景等等，它是动态的、立体的，并不断变化着的，所以说汉字阐释没有止境。
汉字的发生与发展终究是民族文化的结晶与归宿。完全可以说汉字阐释与文化研究也包含了“修身齐家平天下”的儒家文化之要义。联系杨振宁先生的“汉字统国论”之微言大义，我们又不妨这样推断：汉字研究也与文章经国之大业一样，也有其安邦济世、稳定社会并增强其凝聚力的作用。《管钥》一书中对于汉字文化意味的释读，无疑就是对于《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这本专著的再思考、再梳理、再升华，所以才情有独钟地表述了汉字与儒家文化的诸多关联。这显然是全书极其大气的点睛之笔。
有人说文字是一个国家乃至民族的灵魂，那么汉字就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它之所以能够成为国之灵魂，就在于它能够全面体现或揭示民族文化、民族性格以及民族成长的脉络，比如从甲骨文象形文字的“刚性”质地说开来，篆书的古朴典雅、隶书的静中有动、草书的风驰电掣、楷书的工整秀丽、行书的流畅实用等等，无不渗透了民族的文化元素和性格元素，不难判断，汉字的演进史，既是民族文化的发展史，也是民族性格的日臻成熟史；文化是国之魂，也是国之内涵；国之为国，文化为上；假如抽掉了文字之擎天柱，那么家国还赖何而立？所以作为天下炎黄子孙，永远坚持并懂得应用母语去思考问题并进行各种财富的创新，无疑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文化责任抑或文化使命。
二、中华文明进程中——汉字文化的这一面
《管钥》一书的下篇主述汉字规范与语文生活、汉字研究的过去与未来，内容涉及语文政策的调整、对汉字规范化问题的几点看法、理论探索和体系的建构以及文字学教学方法的改进与加强等等，尤为引人注意的是黄德宽教授对于汉字研究的展望与预言，他认为未来的文字学研究大有作为，预言二十一世纪文字学研究将会取得重大的突破与创新，“在过去积累的基础上，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对汉字若干基本理论问题做出更加深入的探索，努力构建符合汉语实际的科学理论体系，并以汉字研究的理论创新成果，丰富和完善世界语言文字学理论，从而为语言文字学的进步奉献更多的智慧。”这也正是汉字文化的无限张力、魅力之所在也。
的确，汉字研究大有作为，由字读国，内刚外强，固若金汤。难怪无数华夏文化精英动辄振臂宣言：汉字是打不倒的文字！由此类推，汉民族也是一个打不倒的民族！再回首学术，汉字研究也自然是一项不衰的学术活动。从汉字起源迄今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世界上与汉字同龄或近龄的文字差不多都已经陆续销声匿迹，而唯有汉字延续至今并还在继续高效使用，这是汉字立国奇迹！汉字何以能如此恒久不衰？前者似已交代，这就在于汉字是中华文化的符号系统，是民族灵魂的“护身符”。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之文明史，都渗透在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汉字里面，所以汉字经过数千年历史的铸炼和积淀，蕴含了丰厚的传统文化内涵，如“文化”之“文”字，就是象形字，俨然人立正之姿。“在语源学意义上，‘文’就是‘人文学’，也是‘人文教’，其中前者意味着先民以人为认知价值中心，并通过象形构拟与象形喻示的方式，对天地间一切事物审美感知、理性思辨、行为仿拟和学理创造；后者则意味着文与文体、与笔体的国家政教关联。”单单一个“文”字就拥有如此丰富的内涵，那么集所有汉字于一体，其民族的文化力量就有如钢铁长城一般坚不可摧。正如黄德宽教授在一次专访中所言：“改变国家命运是从文字改革开始，西方人的文化侵略始自语言，要毁中华文明，先毁汉字。为什么中华民族有这么大的向心力？汉字的功劳很大。汉字是中华文明的承载，也是中华文明的开始，打开中华文明的宝库要通过汉字这把钥匙，并直接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与其说这是汉字研究，还不如说是民族文化乃至民族灵魂本质特征的研究，可以说，在思考、探索、寻找汉字源头的过程中，也就意味着在追寻民族最原始最炎黄甚至还隐约可见种种胎盘印记的生命之“鸟巢”，那可是本民族最为清醒的皈依方向。
综上所述，中华文明的另一面，不在别处，就在汉字研究这一面，这一面实在太厚重、太辉煌！在《管钥》一书出版之前，黄德宽教授的另一部皇皇巨著《古汉字谱系疏证》的面世与发行，也正好验证了黄德宽教授与他的学术团队历经数年研究实践才打磨出来的学术成果。这部被誉之为古文字修“家谱”的集体智慧结晶，又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黄德宽教授在文字学研究中既耐得住寂寞、又富有一种“炼狱”之姿乃至“十年磨一剑”的韧劲，也唯有如此，才能从汉字研究中寻找到真正的民族灵魂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