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辛亥革命，让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场革命，其实最重要的是要看它是不是给人民带来了益处，如果没有给人民带来益处，充其量只是政权的变更而已，只有让人民真切的体会到变化，而且是有益于人民的变化，这场革命才能称之为真正的革命。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一次政治革命，也是一次社会风俗的大革命。 通过辛亥革命，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几大污俗，几乎被彻底革除，人们在社会生活方面，开始享有真正的自由。“自由尽是新风尚”就是民国初年的真实写照。
让男人不再拖辫子
从满清入关之时一直到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男人有一个奇异的发型，被称为“前剃后辫”。男人的头发，前半部分得剃光，后半部分则结成长辫垂在背后。“前剃后辫”并不是汉人的发型，是满人的发型。这种发型是满清征服汉人后的统治象征。如果汉人不要这种发型，就等于是在反对清朝统治，反对清朝，就要杀头。因此，汉人留不留辫子便与要不要活在世界上有直接的关联。早在建立清朝之时，很多汉族男人为了坚持自己的发型，曾坚决抵制清朝的剃发令。在遭到汉人的反对后，满清多次对汉人进行血腥的屠杀，历史上称这些与头发相关的屠杀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在血腥的屠刀之下，汉族男子开始穿满装、拖辫子。历经200多年，辫子成了中国男人的一个标志。
晚清，西方侵略者来到中国后，很诧异中国男人背后的辫子，视此为滑稽可笑的丑陋风俗。与外国人来华的同时，中国人也走出国门睁眼看世界，其中相当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寻找救国真理。他们也敏锐地意识到旧的恶风陋俗，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羁绊。男人拥有一条辫子，对军人来说，不便于训练；对工匠来说，不便于生产；因为辫子长，不便于清洗，也不卫生。最初，这些只是想法，最多只是说说而已。因为人们还不敢真的剪掉辫子，因为剪辫就等于不要生命了。
然而，走出国门的留学生们，尤其是留学日本各大专学校和陆军学堂的学生们，目睹日本和西方的富强，深感自己肩负着“唤起国民觉醒”的责任，他们开始创办刊物，宣传革命。呼吁中国要变法图强，第一步就必须剪辫子。他们说
干就干，剪去辫子的留学生成为中国最早剪辫的人群。与国外学生遥相呼应，国内最先剪辫的人群也是学生。在武汉，尤以军校学生为主。1911年春，武昌陆军测绘学堂内和武昌陆军第三中学的学生，相继剪掉了辫子。军校学生剪辫后，军营中也有士兵勇敢地剪掉了辫子。没想到，一个士兵剪辫后，得到了协统黎元洪的赞扬。当时的黎元洪还是清朝的高级军官，对剪辫如此“开通”，也足以说明剪辫风潮影响很大。一场移风易俗的革命悄悄拉开了序幕。
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把剪辫与否与反抗清朝统治联系起来，在宣布清朝政府的罪状时，让汉族男子蓄发就是一桩罪恶。社会舆论与政府命令的互相作用，让武昌城内的剪辫蔚然成风。当时的武昌城各城门口，革命军都设有检查哨，进出城的男人们，如果头上还有辫子，就得被强行剪掉。如果不愿剪掉辫子，就不准进出城。学生们不仅自己剪掉了辫子，还走上街头，宣传革命，发表反清演说，帮助居民剪辫。在二七大罢工时期的工人律师施洋，这时正在农业
学堂读书，也毅然参加革命，剪掉辫子，同时还帮父亲剪掉了辫子。
由于习惯使然，有些人坚决不愿剪辫。汉口百年老店长生堂理发店是武昌起义之前开业的。在剪辫风潮中，就遇到过被剪掉辫子羞于见人而投井自尽的事情。据历史上的记载，还有少数人遇到士兵强行剪辫时，为了保住辫子，竟然“狂奔回乡”，结果是军人拿着剪刀在后紧紧追赶，有些人跑不动了，就干脆跳进河里去。这些人通常都会被士兵救起，然后再把辫子剪去。
黎元洪被推为军政府都督后，也剪掉了辫子。蔡济民为此还到军政府门口放鞭炮，以此告诉大家，黎元洪已经站到革命的一方，来反对满清政府了。为督促居民早日剪掉辫子，湖北军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下限制令，并多次出告示，派军人和军校的学生上街，都是为了早日把男人头上的辫子剪掉。其中的一篇告示最后四句话是：从此一律剪去，好防满奴奸细。为此告我国民，切勿三心二意。”
正是广泛的舆论宣传和武昌起义的示范效应，湖南、江西、贵州、重庆、云南等省积极响应，形成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剪辫运动。1911年12月29日孙文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后，要求各地在二十日内一律把辫子剪除净尽！
经过辛亥革命急风暴雨般的洗礼，垂在中国男人背后260多年的辫子终于去掉了。
让民众自由穿衣
在中国封建社会，穿什么衣服都是有规矩的，不能随便越过级别乱穿衣的。有句成语“一介布衣”就是指的普通平民。全国绝大多数人，都是平民百姓。因此，以前中国人的服装，色彩是比较单调的，民间以灰色、黑色、白色为主，遇到婚嫁等喜庆之事，才会有红色衣服出现。因此，民间一直视红色为喜庆色彩。衣服的式样也有规定，不能随便加以改变。“衣服有制”成为中国传统礼仪制度中的重要内容。
从衣着上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此人的贵贱高低。正是因为不同等级的人有不同的服饰装束，因而民间才有“只认衣冠不认人”、“衣帽取人”之说。
满清入关以后，汉人的服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换上满人的长袍马褂，汉人必须丢弃自己的传统服装。因此，清朝时的汉人服饰与发型成为民族征服的权力象征。所以，晚清时期，要求改变服装也有要求剪辫一样，成为革命的象征。
这在当代恐怕令人难以理解，可在当时，换服装也是需要勇敢和牺牲的精神的。所以，在外国的留学生与革命者，同样是湖北最早更换服饰的人群。
武昌起义后，民众摆脱了封建桎梏的压迫，开始大规模的改换服装。街头巷尾出现了百花齐放的穿衣景象，用现在的话说，当时的街面上充满了奇装异服。有的像道士一样打扮，有的束发为绺，有的披头散发，更多的剪长辫为短发。
还有的仿效舞台上的人们，穿上戏服，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恢复明朝的服装。那个时代，人们挣脱满清的政治压迫后，也都急于摆脱在满清高压下形成的风俗习惯。这时期的汉口，与上海、天津两大城市共同引领穿西服的潮流。当时能够穿上西服的人，大多是海内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留学生，他们在那个时代成为影响民国新服饰的重要力量，是他们把西服当作文明服装加以肯定和赞扬，从而促使西服大举进入普通民众家中。上海《申报》在1911年10月23日发表一篇文章，其中就说到汉口城内的行人剪掉辫子后穿西装的越来越多。到了1912年4月15日，《申报》又发表文章，再次报道在汉口看到的情况，几乎没人不戴洋帽，原来的瓜皮帽一时间根本看不到了。剪掉辫子，改换服装，中
国男人的外在形象已经彻底的改变了。然而也有非常有趣的情况出现，由于西装的需求量突然加大，加上外国进口的西装价格高昂，因此，一时间，裁缝店里的西装生意便非常兴隆。可做习惯了宽袍大袖服装的裁缝并不明白西装的要领，只注意西装有样子，以后西装就是把身体捆得紧紧的，于是，中式裁缝店里出来的西装就让人穿起来感觉难受。而且人们并不知道西装如何搭配，所以，上面穿西装，下面穿布鞋；上面穿西装，下面穿长袍，或者下面穿皮鞋，上面穿马褂，甚至还有打个领带穿长袍，类似这种五花八门的穿法，令人眼花缭乱。
这个阶段，女子服饰的变化同样惊人。从总体上说，服饰趋洋成为潮流。东洋发式、西式围巾、洋式皮鞋广为流行。类似眼镜、怀表、洋伞、手提包等物品，都成了时髦女子的装饰品。
西装的大量进入，直接影响到中国工商者业的利益。因为西装用料大量进口，本国丝绸及布料便滞销。加上本地裁缝做的西服，不仅价高，且穿着不舒适，也很快被抛弃。人们又着手改良长袍马褂。这时，汉口的绅商发起成立汉口国货维持会，以拒绝使用外国货物为入会标准，大批的绅商加入维持会，因此，在民国初年，中国抵制外货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后来，国民政府在几年的时间里，公布了一系列关于服制的命令，都规定礼服、常用服，必须用本国丝织品或毛织品。
不管怎么发生变化，辛亥革命后，在政治上、思想上获得了空前解放的人们，终于用生动活泼、千变万化的服饰取代了单调的、等级森严的服饰，那时的街头，“西装东装，汉装满装，应有尽有，庞杂至不可名状”；“洋洋洒洒，陆离光怪，如入五都之市，令人目不暇给”。服饰终于以审美情趣还自由于人民。
让女子不再缠足
辛亥革命，移风易俗方面，最成功的，应该是禁止女子缠足。如果说辛亥革命是从头上解放了男人，那么，辛亥革命，从脚下解放了女人则是对中国妇女和中国人民的最大贡献。
缠足恶习始于南唐。沿袭千年的恶习，集中体现了中国的男权思想，而女子则在肢体和思想上受到最残酷的摧残。
在国门大开之前，中国女子并不知缠足为恶俗，只能认命。缠足带来了一种畸形的审观，女子之美主要体现在脚上。脚越小的女子越美。即使花容月貌，如果有一双大脚，也不会有人愿意娶回家。所以，在这种审美观的影响下，女子14、15岁时，如果缠的足很小巧，便会常常站在门口，故意展现自己的小脚，以此为骄傲。脚稍大点的女子，便总以脚大而羞怯的不愿意出门。即使出门，也要穿能遮住脚的长裙，为的是遮丑。
但国门大开之后，愈来愈多的有识之士反对给女子缠足，提倡天足。进入中国的外国传教士也创立“戒缠足会”，希望中国人不再缠足。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从国家大局出发，也大声呼吁禁止缠足，他们从多方
面强调女子缠足给国家带来的害处，其中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强调要保国保种。康有为曾经说过，妇女是要生孩子的，如果妇女的身体不好， 生下的孩子身体也不会好。人的气脉，很多都在脚上，把脚缠小，等于不让人的血脉畅通。因此，国家要强盛，就必须要保种；要保种，就必须禁止缠足，同时要使民族进化；使民族进化，就必须教育男女，特别是让妇女受教育。妇女缠着小脚，走路都艰难，又怎么能走出家门，受良好的教育呢？但当时，所有的呼吁都没有太大的作用。虽然也有一部分人不为自己的孩子缠足，但毕竟是非常小的一个群体。
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迅速发布了禁止妇女缠足的布告，特别强调：“缠足恶习，有碍妇女卫生。躯体受损事小，关系种族尤重。现值民国成立，理应百废维新，男子一律剪辫，女子也应振奋。何况为国民之母，岂可当做玩笑而因循旧俗。特此布告放足，各女子不许违令。”军政府的布告发出后，三镇的“天足会”和“戒缠足会”如雨后春笋，很多觉悟的妇女走出家门，参与放足的宣传活动。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之妻，也走上街头，以“谭太守夫人”之名为戒缠足会捐款，支持放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再次发布政府公报，痛陈缠足是“残毁肢体，阻瘀血脉，害虽加于一人，病实施于子孙”的大害，以国家法令通告全国，禁止缠足。据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黄炎培回忆，辛亥革命后，“女子裹脚从此解放了，已裹的放掉，已经裹小的放大，社会上很自然的一致认定，民国纪元以后生下的女儿，一概不裹脚。”
辛亥革命，把妇女从痛苦的深渊中解放出来，让妇女从此拥有一双天足，她们不再是男子的附庸，而是走出家门，与男子同工同酬。妇女的自由、平等就是从拥有一双天足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开创了近代妇女运动之先河，觉醒的女子们走出香闺绣榻，意识到“居地球之上，其不幸者莫如我中国人，而中国女界，又不幸之最不幸者”。
倡女权、要求妇女参政从此成为妇女自觉的意识，成为民主思潮勃兴的重要内容。一系列女权运动的思潮，直接触及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和重男轻女的社会风俗。武昌起义时，初步觉醒的女性就发出了“天下兴亡，匹妇有责”的呐喊，勇敢的投入到反清的革命战争中。阳夏战争期间，出现了女子国民军、女子北伐光复军、女子军事团、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女子尚武会等团体；因女子参政出现了女子参政同盟会、女子同盟会、女子参政同志会、中华女子共和协进会、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等等团体。长期以来禁锢在家庭中、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广大妇女，经过了民主共和思想的洗礼和鼓舞，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女子参政运动。
由于妇女的觉醒，也推动了女权运动的顺利开展。“二十世纪为女权革命世界”这一振奋人心的思想一时间广为传播。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妇女争取婚姻自由也让婚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国以来，人们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由蔚然成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被青年男女们所抵制。《民国夏口县志校注》卷二风土志中的记录证实了一些旧式人物对自由婚姻的抵触和不满，他们认为：“自由结婚目为文明，其中间有不失为文明，而藉以私通、私奔者实多。”由此可知，由思想变化而导致的婚俗变化与自由结婚，已不是旧势力和家族势力所能阻止的了。
让平民与官员平等相视
辛亥革命后，还有很多社会风俗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在封建社会中，官员自称为百姓的父母官，有着高人一等的思想。尤其是高官经过某地时，百姓必须回避。如果要见官员，就得跪拜磕头，口里还得称大人、老爷。但辛亥革命，却开始倡导社会的新风气，湖北军政府下令废除“老爷”、“大人”之类的称呼，官员出门时的仪从都必须革除，官员也不能坐轿子了，去衙门办公，也得走着去。官员与民众一样平等。民众见了官员，不必下跪，行个鞠躬礼就可以了。武昌起义时，有个著名的报人蔡寄鸥，他亲历了武昌起义，他曾经写道：“（武昌）起义以后，人人都讲平等，所有起义的同志，都能以身作则，不许喊老爷，不许喊大人，不许坐轿，尤其不准坐四人大轿。”武昌起义之前，
日知会的革命党人李亚东被清政府逮捕。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把他从监狱救出来，让他担任汉阳知事。因为李亚东一直在监狱里，还不知道军政府的命令，于是，他就按清政府原来的规定，乘座了四人抬的绿呢大轿去上任，结果被张难先责备，在都督府也被卫兵阻拦住。等于李亚东知道了军政府的规定后，便开始和普通人一样。这些，都表明官与民之间不平等的“前清官厅之恶习”，已经被社会抛弃。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更是强调为官者是人民公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