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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书不论是在文字演变过程中，还是在书法史中所占的位置都非常的重要。行书是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这是一种普遍性的认知。对于行书的发生、沿革以及发展，为何如此受到重视？我们将逐步进行解读。
行书的形成
相传，行书为东汉的刘德异所创造，他的行书风流婉约，独步当世。随后，汉魏之际的钟繇、胡昭跟他学习。根据文献记载，南朝宋代羊欣说到钟繇： “钟书有三体：一日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日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日行押书，相闻者也。”此处说的行押书就是行书。至于刘德异、胡昭、钟繇的书迹，仅能看到钟繇的《墓田丙舍帖》。然而“行书”最早却见于西晋卫恒的《四体书势》： “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异，而钟氏小异，然亦各有其巧，今盛行于世。”对于行书的诠释则是在唐代张怀瓘《书断》“行书者，后汉颍川刘德异所造也。即正书之小讹，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在《六体书论》中又说：“不真不草，是日行书。”由此而言，在张氏看来，行书的特点便是“非真非草”，也就是介于真草之间的一种字体。以上是从文献中记载所得，那么实际上的行书是否如此呢？首先，行书是否为刘德异所创？至目前为止，我们不曾见到刘德异的书迹，只知道钟、胡二人随其学习，至于书写的面貌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另外，一切字体的最终形成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约定俗成的过程，并非某一人的功劳。如“仓颉造字说”“李斯创小篆”均是如此，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次，行书的形体。一般而言，将目前盛行的行书定义为行书发生时候的形体，其实在行书刚发生时，仅仅是一种新体，这种新体较正书稍微草率、急速；而较草书而言却又缓慢、正规一些。这种新体杂有正书与草书元素，经过后人的规范、整理，逐渐形成了行书，这种新体在魏晋时期的楼兰遗址出土的简、纸文字中可以略见端倪。至于再早一些的行书面貌，由于刘德异、胡昭没有书迹留下，从而可以从钟繇、魏晋出土文献以及东汉末一些急速而就的简牍中略见端倪。如今流传王羲之的行书多数是比较成熟的了，介乎楷书与今草之间，至于上文张怀瓘诠释“正书之小讹”，似乎是先有楷书，然后在楷书的基础上才有的行书，这有违文字发展规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行书、楷书、今草的产生是相互作用影响的。
总而言之，行书最早雏形发生于隶变时期，成型于汉末，定格于魏晋。行书的发展与形体始终与楷书、今草相互影响着，甚至出现有“行楷” “行草”的称谓。
行书的发展与沿革
自魏晋以来，行书形成，并逐渐兴盛。对于行书的发展，每个朝代由于其文化的异同，对于行书的重视程度以及态度也不尽相同。“纸无千年寿”，纸张产生以后，魏晋时期多用纸作书写载体。由于纸张易毁，所以传世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墨迹较少。据文献记载，自东晋以降，书法以王羲之、王献之为主，二王在书法史上占有正统地位。王羲之行书作品如《兰亭序》《丧乱帖》《姨母帖》《快雪时晴帖》等；王献之行书有《中秋帖》《鸭头丸》等。唐代以前，书法以王献之为主，王羲之地位的奠定则是在唐代以后。唐代在太宗、武后、玄宗的倡导下，书法盛行，书家辈出，尤其是在太宗朝，王羲之“书圣”的地位得以确立，学王之风盛行，留下不少行书书迹，如欧阳询《卜商读书帖》《张翰思鲈帖》《仲尼梦奠帖》；陆束之《文赋》；杜牧《张好好诗》等。此外，在唐太宗的倡导下，上至帝王，下至大臣，开始了行书入碑之风。如唐太宗《晋祠铭》《温泉铭》，高正臣《明徵君碑》；另外由于唐代书法崇奉王羲之书法，因此也有一些集王羲之行书的作品，如怀仁和尚《集王羲之圣教序》和大雅和尚《集王羲之兴福寺碑》等。随后，李邕、颜真卿、柳公权等书家辈出，楷书、行书成就较大。另外以颜真卿“鲁公三稿（《祭侄文稿》《争座位稿》《告伯父稿》）”影响最大，其中《祭侄文稿》被誉为“天下第二大行书”。五代时期比较短，而以杨凝式《韭花帖》影响较大。至宋代，宋代在书法上对唐代的态度基本上是在批判中继承。唐代以“尚法”为主，宋代在书法上则表现在追求意的东西更多一些。其中以“北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为代表。而“尚意”书风最早则是在欧阳修时提出的，后经历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从而使“尚意”书风发展至顶峰，在他们的作品中以苏轼《黄州寒食帖》影响力最大，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其余如蔡襄《远蒙帖》《澄心堂纸帖》；苏轼《李白诗卷》《洞庭春色赋》；黄庭坚《华严疏》《松风阁》；米芾《苕溪诗》《蜀素帖》等佳作也备受推崇。另外，李建中、蔡京、宋徽宗等人亦善行书。宋室南渡之后，整个南宋的书法一直延续着北宋的发展脉络，虽然宋高宗曾一度重视魏晋风骨，但最终没有新的突破。赵孟頫本是宋室后裔，后来元朝统一，曾侍奉元室。赵孟頫承先人之志，在书法上倡导复古，崇尚魏晋风骨，书法主要学习王羲之，并书写了《兰亭十三跋》，由此，整个元代都笼罩在赵孟頫的书风之下。在赵孟頫的影响下，元代书写行书的多宗法王羲之《兰亭序》。之后，他的弟子以及子孙善书者颇多。明代继承元代书风，善行书的书家除了宗法王羲之《兰亭序》之外，对苏、黄、米也有所继承。明代擅长行书的书家有文征明、祝允明、王宠、陈淳、董其昌、王铎、倪元路等。他们的书风随着当时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影响，对前代也有些变法，但终不离二王一脉体系。在明代书坛中影响较大的应该是以吴中为核心的“吴门书派”以及以淞沪地区为核心的“华亭书派”最具有代表性。清朝前期受帝王的影响，崇董尚赵之风靡行，虽然清秀，但发展至清代，整体风格表现出一种妩媚之态，始终延续元明书风，这种状况直至清代中期碑学兴起之后，才为书法的发展增添了新的血液，包括行书。由于碑学多以金石正体书法为主，所以在这种观念基础下书写行书，往往会表现为楷书的快写，成为“楷书之小讹”。如邓石如、赵之谦、康有为等，书法苍劲有力，金石气十足。不论碑学所表现出的行书书风如何，总之是为书法的发展添加了营养，并且打破了以二王为核心的格局，也算是一种突破。
纵观历史，自行书形成开始，王羲之父子行书成为发展脉络的核心，直至清代碑学的兴起，才算从根本上开辟了另一种途径。而从魏晋至清代前期一千多年的时间内，对于行书的发展无疑是以宗法“二王”的前提下，始终是在继承与变法过程中进行着。
三大行书
行书在历史中没有被列为正体之列，但自有行书之后，却是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一种字体，同时也是最活跃的一种字体，风采万千，风格多样。千百年来，留下的行书书迹固然很多，佳作颇丰，但最为有影响力的应当是经后人所总结的“三大行书”。三大行书分别是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祭侄文稿》以及北宋苏轼《黄州寒食帖》。三大行书排序基本是按他们所产生的时代为序。
《兰亭序》为永和九年（353）王羲之与当时名士、子弟相邀于会稽山共度“上巳”日，行“修禊”之事时所作。全篇28行，共计324字。《兰亭序》的书法艺术成就极高，书风典雅流畅，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与王羲之其他行书略显不同，表现出了行书的成熟性。《兰亭序》得到推崇是在唐代，唐太宗十分崇奉王羲之书法，为王羲之写传论，并确立了王羲之“书圣”地位。唐太宗对《兰亭序》的推崇主要表现在唐太宗命百官临摹《兰亭序》，其中以冯承素摹《兰亭序》名声最大。此外，太宗临终时要求《兰亭序》陪葬昭陵。这些无不显现出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尤其是《兰亭序》的重视。分析唐太宗对王羲之重视，大致不出乎几个原因：一、太宗本身对书法的热爱；二、唐朝奉老子为祖先，对道教十分重视，而王羲之世代信奉五斗米道，晚年竟随道士徐迈入山修道；三、唐初书家多受陈隋之间书家智永的影响，而智永禅师为王羲之之子徽之后裔，为王羲之的七世孙；四、王羲之书法确实技艺精湛。现在我们最常见的《兰亭序》为冯承素所摹，被称为“神龙本”，除此，还有“虞临本”“褚临本”“定武本”。《兰亭序》真迹随唐太宗下葬，现在我们只能从摹本、临本和刻本以及文献记载中蠡测管窥。也正源于此，对于《兰亭序》的真伪问题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展开了一次激烈的讨论，其中以郭沫若和高二适先生为核心。分别从《兰亭序》的版本、文字演变、文献记载、书法风格、文辞等多方面进行了论述。然而，就针对《兰亭序》真伪问题而言，在《兰亭序》原迹未出土之前，对于《兰亭序》真伪考证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而对于学书者而言，在没有解决真伪问题之前，只要这本法帖对书学者的技法有帮助，然后再了解一些关于它的生前死后足矣。《兰亭序》笔法娴熟、运笔从容、中侧锋并用、结字端庄典雅、气息贯通、有魏晋之风，是学书者选择的较佳范本。
被誉为“天下第二大行书”的《祭侄文稿》产生在唐代由盛及衰的“安史之乱”时期。公元755年，正值天宝盛世之际，安禄山起兵叛乱，从而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安史之乱”。在安史之乱中，时任平原太守的颜真卿与任常山太守的颜呆卿兄弟二人联络多方，进行平叛安史之乱，在战争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公元756年，颜杲卿与颜季明父子死守常山，最终被叛军杀害，颜季明身首异处。公元758年，颜真卿命颜泉明寻得颜季明头颅，颜真卿为纪念从侄颜季明的悲惨遭遇，写下了这篇淋漓尽致的祭文。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被元代书家鲜于枢称为“天下第二大行书”。《祭侄文稿》前半部分看起来比较沉稳、平静，后半部分壮怀激烈，将作者的悲愤、痛惜之情发挥得淋漓尽致，毫无保留。叹“父陷子死，巢倾卵覆”的惨状，到最后“尚飨”截然而止，似乎悲愤之情未尽。学习《祭侄文稿》看到的并非仅仅是笔墨、结字、气息上自然、率性的流露，更多的应该是《祭侄文稿》背后的故事以及士大夫气节以及笔墨情趣。颜真卿《祭侄文稿》可以说是运用笔墨抒情典型代表之一，除此，颜真卿的行书还有《争座位稿》《告伯父稿》也是学习颜真卿行书的较佳范本。
北宋熙宁年间，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进行变法，王安石新法因触及到了旧势力的利益而遭到反对，其中以司马光为代表。在朝廷内部也逐渐形成几种相互对立的势力，苏轼生活的年代也正是这个时期。苏轼早期仕途算是顺利，元丰二年（1079），受变法、势力争斗的影响，苏轼因诗词而发生了“乌台诗案”。苏轼也正因为“乌台诗案”被贬谪到黄州为黄州团练副使，于元丰三年（1080）抵达，我们无法确定《黄州寒食帖》书写的具体时期，但可以知道苏轼居黄州三年之后，写下了《黄州寒食诗二首》。《黄州寒食诗》是苏轼在黄州三年的纪实写照，昔日的繁华如今却落得如此凄凉。“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食，破灶烧湿苇”。此情此景让曾经春风得意的苏轼心灰意冷、情绪低迷。《黄州寒食帖》书法上笔画沉稳而不失灵动，姿势较扁，体势宽博，大小、空间错落有致，从书法中可以看出苏轼忧郁之情与他内心洒脱的人生态度。苏轼书法师承颜真卿、杨凝式，是北宋时期“尚意”书风的代表者之一，提出“我书意造本无法”“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等书写理论。他的行书为后人所推崇。
行书自出现以来，因为它的便捷性和实用性，成为了使用最为普遍的书体，产生的影响力最大，行书构成了书法史上重要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