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人生在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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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家铭(1930—),浙江湖州人。195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工业工程管理系。曾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我原籍浙江湖州,1930年1月出生于上海,在上海读书长大。195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工业工程管理系。毕业后先后在上海亚细亚钢铁厂、上海冶金机修总厂、上海市冶金局计划处工作。1965年支内到江西钢厂,先当科长,后当副厂长、厂长。1983年中央宣布我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1985年转任副省长,1991年转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3年从领导岗位退下来。1994年起担任省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长达10年,并担任上海振兴江西促进会第二届、第三届会长。这是我的全部经历。

小三线建设到江西

在江西搞小三线是当时中央华东局于1964年决定的。华东局决定江西小三线由上海市包建。上海市副市长李广仁,作为上海代表到江西担任筹建江西小三线的第二指挥部总指挥。江西小三线主要生产常规武器,比如自动步枪、高射机枪、炮弹、炸药、引信等。同时要建一个特殊钢厂为常规武器提供钢材。钢厂定名为江西钢厂,建在新余的良山镇,规模产量为钢5万吨、钢材3.5万吨,投资4400万元,人员4400人,由上海冶金局承建。

我当时在上海冶金局计划处负责搞规划。上海市委领导点名要原上钢一厂厂长、当时在市冶金局任技术监督处处长的丁振芳为江西钢厂厂长。丁振芳到局长那里点名要我跟他来江西,我就这样离开了上海。

1965年7月江西钢厂开始施工,设计人员、施工队伍都是上海派来的,大家拧成一股劲啊,开山劈林,施工进度很快,至1966年上半年,各车间就逐步投产了。“文化大革命”发动后,起初生产受到了一点干扰,但总体上还是不错的。历任厂领导都很敬业,本着一定要把小三线建设搞好的想法,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不断地进行技术改造,更新了设备,采用了新技术、新工艺,生产出现了崭新的面貌。歼击机上控制速度的空速管等一批军品生产出来了,修建农田水利的线材也生产出来了,在军品、民品方面都作了很大贡献。20世纪80年代初,江钢进入最兴盛的时期,上缴利税为全省的排头兵,名声大震。冶金部领导称江西钢厂为小三线的一颗明珠。江西钢厂先后被评为江西、全国的经济效益先进单位。

由于江西钢厂有钢无铁,新余钢铁厂有铁无钢。省政府从全局出发,于1991年底决定:江西钢厂、新余钢铁厂合并组成江西新余钢铁总厂,江西钢厂就不再存在。

1983年进入省领导岗位

我当了20多年的科长,借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1980年当了副厂长,1982年又当了厂长。那时正好省委换届,由省委副书记傅雨田担任人事安排领导小组组长,考察选拔干部。我很幸运,遇到了这个好时机。当年10月,我到南昌参加省政府召开的座谈会,有几十个企业厂长参加,实际上这个会的目的是考察干部。会上,赵增益省长问我,首钢搞经济承包责任制,上缴利润年递增7%,你江西钢厂每年能递增多少?我说每年能增交10%,可以当场签合同。开会期间,傅雨田书记把我叫到他家里聊天,我们海阔天空,省内省外、家庭情况都聊了。后来省委组织部徐文楼部长到厂里实地考察,他问我,你不当厂长,谁当厂长?当时我也不知所以啊。到1982年12月30日,省委机要秘书蓝秘书电话通知我1983年元月2日到江西宾馆参加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我2号到宾馆报到。当晚,白栋材、赵增益、许勤等领导同志召开我们新任常委开会,宣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电报,宣布了11个省委常委,我是其中之一。

省委决定我分管工业,1983年末又任命我兼任省经委主任。当时省财政很困难。1982年全省财政收入才12亿。我陪赵增益省长到婺源考察调研。婺源有个博物馆,里面有许多古代文物,包括唐伯虎的画。博物馆馆长向赵省长提出来,你能不能给我10万块钱,我把这些文物好好保管起来,省长没有答应,可想而知当年财政的艰难程度。因此,赵省长提出,1983年省财政要增收1个亿,1984年再增收2个亿。那个时候没有哪个县财政能有1个亿,确实蛮苦的。

1984年胡耀邦总书记到南京,感觉江苏乡镇企业发展很快,就电话要白栋材书记、赵增益省长去南京。耀邦同志提出江西要学江苏如何加快发展。省委后来派了三个组到江苏学习,我带了一个组,梁凯轩同志带一个组,方谦同志带一个组。我这个组的成员里面有宜春地委书记叶学龄、吉安地委书记王国本,还有省经委的一些同志。这次学习,有所成效,但进展不大。

1985年省委大换届,白书记、赵省长年纪都偏大。后来,中央确定万绍芬任省委书记,倪献策任省长。我不再任省委常委,转任副省长。

江西比较封闭,农业以粮为纲。当时民间有传说,议论工业一支烟,说道农业一整天。江西农业确实为国家作了巨大贡献。1962年全国困难时期,中央就从江西调粮。江西很慷慨,勒紧裤腰带把粮食往外调。据说,李先念副总理有一句话,我就有一点对不起江西人,把江西粮食调得太苦了。上海靠江西粮食支援,上海一位领导曾说,上海市民每天三顿饭,就有一顿是江西老表给的。

几个至关重要的重点工程

我担任副省长时,管的面还蛮广,分管工业、交通、邮电、安全、城建等。在这期间,我抓了几个重点工程。

万安水电站在20世纪60年代就立了项,国家没有钱投资,一直没有开工。有人说,孙子都上大学了,万安水电站项目还没有上马。刘俊秀老书记一再给中央写信,希望尽早把万安水电站建起来。1981年国家计委终于批准了,电站装机容量50万千瓦,一期工程先建4个10万千瓦机组,1984年开始动工。我当副省长后就接手当总指挥。当时,这个项目实施,要移民10万,包干资金只有1个亿,资金缺口很大,我就跑部要钱,每年到现场开好几次协调会。工程由武警水电第二支队负责施工,质量全优。我一直抓到1991年3个机组全部投产。我到人大任职后就没有继续管下去了。

开建昌九一级公路,社会效益很好。原来,南昌到九江有190多公里弯弯曲曲的国道。新建一级公路,全长113公里,两车道,南昌到九江的车程只要两个多小时。投资从哪里来?瑞士政府贷款,给了6000多万瑞士法郎,其中1000多万是赠款。包括三个项目:昌九一级公路,南昌大桥,九江化纤厂新建2万吨短纤。公路施工由中国冶金建设公司负责,南斯拉夫负责监理工程质量,这个工程施工很规范。后来二期工程扩建成四车道,但二期工程的质量没有一期好。九江化纤厂2万吨短纤,是引进瑞士的资金、技术和装备。1989年我带队到瑞士考察,同瑞士政府签协议,引进的是国外最先进的工艺装备,在全国独一无二。1990年正式开工,至1992年11月试车成功。

抓了两个焦炉煤气工程。一是南昌煤气化工程。在南昌钢厂建一座42孔焦炉,用焦炉煤气来供应南昌城市家庭煤气。1985年开工,计划用5年完成。工程投产后,可以解决10多万户市民的用气和部分工商业用气。南昌市负责建管道,省里负责建焦炉。资金十分紧张,我到处筹资。大年三十到银行行长办公室要钱,最后花了1.2亿多元搞成了。1991年焦炉投产供气,竣工典礼很隆重。省委毛致用书记、白栋材老书记都去了,搞了5把剪刀剪彩。吴官正省长一定要叫我剪彩,后来白书记说,你省长不剪彩怎么行啊,后来又加了一把剪刀,6个人一起剪彩。

二是景德镇的焦炉煤气。景德镇瓷厂烧柴,烟囱高炉,环境污染严重。梁凯轩副省长到轻工部要了投资,新建一个焦化厂,进行瓷厂窑炉改造,把柴窑改掉,要烧煤气,解决空气污染问题。梁省长退了,我就接手。我当副省长后第一次现场办公会就在景德镇开,原来的施工单位不行,后来是有色四冶的队伍来施工,到1990年投产。前年我到景德镇焦化厂看了,发展很快,面貌全新,焦炉已增加到300多孔,焦化厂也改组成黑猫集团,生产炭黑,畅销国内外,已是上市公司,成为景德镇的税利大户。

电厂改造,对缺电的江西至关重要。20世纪80年代初,用电很紧张,装机容量不到200万千瓦,火电缺煤,水电缺水,工业上不去,老百姓热天不能用空调。那时12.5万千瓦的发电机已经算大的了。九江电厂有4台,贵溪电厂也有4台。当时抓九江电厂二期工程2台20万千瓦,并在南昌电厂、景德镇电厂各扩建了两台12.5万千瓦机组。

在讨论南昌电厂改造时,大家谈到原来电厂的粉煤灰、锅炉里的煤渣都是水冲下来后,再找个地方堆,既占用了土地,又污染了环境。我提出粉煤灰一定要利用起来,可以烘干造砖,也可以在修公路时掺部分煤灰筑路基。当时建房都用红砖,把红土挖出来造砖,很不合适。

对于南昌电厂改造,设计院院长都不同意,说干煤灰没去处怎么办?我说没有去处我负责。后来,我把所有设计院院长都找来开会,我说你们一定要逐步取消红土砖,要用粉煤灰砖。当时抓了一阵,成效不是很明显,但现在已是深得人心。后来的建设厅长、电力局长都说这个决策是对的,有长远眼光。

再说德兴铜基地。当时,铜基地是中央企业。要搞贵溪冶炼厂,我任副总指挥,协调有关地方事宜。铜冶炼出来后,有大量的副产品硫酸。硫酸怎么处理?那么就要把贵溪化肥厂搞起来。当时,我们省氮肥用得多,硫酸可用于制造肥料硫酸钾,可作基肥和追肥,对农业增产有利。修建化肥厂,向国家要了投资,但不够,要自筹。吴官正省长提出一个办法,发放4000万大化肥债券,发动全民投资。他蛮风趣地说,家铭同志,你来做这个发行大化肥债券委员会的主任,你会唱红脸也会唱白脸,你来搞。于是,我把各个地市领导都找来强行分摊,我们省领导每人捐了一个月工资,最后筹集了3400万,建起了贵溪化肥厂。

浙赣复线是一项大工程。1986年11月,万里副总理在杭州召开华东铁路建设会议。当时,有三个重点项目牵涉江西。一是浙赣铁路复线建设工程,二是鹰潭铁路枢纽、编组站的扩建和改造工程,三是鹰厦铁路电气化工程。浙赣铁路复线在江西境内有500多公里,总投资50亿,建成后不仅扩大客运能力,货运能力也可以扩大一倍,而且沿线主要客运站都将得到了改扩建。省里主要负责搞好征地拆迁。我和上海路局领导一道同沿线当地政府商量拆迁问题,当时国家决定每亩补偿6000元,地方呢,能要就多要一点,所以谈得很艰难,跑了一年多,总算把问题摆平,保证了三个工程顺利施工。

杭州会议结束前一天,万里副总理的秘书来找我,说万里同志准备会议结束就到江西景德镇视察,要我随专列一起走。同行的还有铁道部部长丁关根,他是我交大同一届的校友,他学的是运输管理,在学校我们一起打桥牌,毕业30多年后又碰到了一起,很高兴。随行的还有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科委副局长邓楠。邓楠喊万里万叔叔,十分亲切。专列到鹰潭时,刚到任的省长吴官正上车汇报。一路上万里同志讲了一大段话,对江西发展寄予厚望。他对吴官正讲,你调江西,我在外面不知道。你到江西要很好地支持万绍芬同志的工作,她是一个女同志,你们要共同努力把江西经济搞上去。列车到景德镇,万绍芬书记在车站迎候。当时省里还向万里同志汇报九江长江大桥桥墩已建好,后来因为国家困难缓建。于是万副总理1987年年初到九江实地察看,拍板同意恢复建设。我又当了建桥总指挥。

1989年,交通部长钱永昌到江西考察,我全程陪同。从南昌到井冈山,又到景德镇,最后到九江上庐山。我跟钱永昌讲,钱部长你姓钱,我也姓钱,我没有钱,要从你口袋里掏钱。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这次从交通部拿了4000万帮江西改善公路交通。有两件事我记得很清楚。一是井冈山雕塑群建在高高的山坡上,要一个石阶一个石阶向上走,很累,决定在后山修一条公路,小车可以直达。二是庐山的南山、北山都是砂石路,搭车上山,不仅颠簸不平,而且满车都沾上泥沙。钱部长答应拨500万先把南山公路改建成水泥路。北山公路随后由省交通厅用贷款改造。上山公路的改造对庐山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80年代中期,江西通讯设施十分落后。作为省会城市的南昌,人口100多万,只有1.3万门电话,用的是步进式老式台机,接通率低,不仅没有国际直拨电话,而且国内长途也要人工转接。好多地市还是用手摇式电话。一个客商到上饶准备投资,看到还用手摇电话,拔脚就跑。这对我触动很大。省邮电局于1985年提出引进日本资金和设备技术,在南昌搞万门程控电话,我积极支持。工程于1985年6月动工,投产后一年就收回投资,后来再逐步扩容,由此实现了国内外电话可以直拨。为了加快多地市程控电话建设,我提出吃拼盘的方式,用“三三”制解决资金问题,也就是邮电部拿三分之一,省里拿三分之一,当地政府拿三分之一。由于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全省程控电话很快上去了,得到邮电部的赞扬。在邮电部支持下,我省新建了微波和光缆通讯工程,解决了省内外线路畅通问题。江西通讯设施得到全面改善,对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省邮电局局长刘兆存为江西邮电事业发展立了大功。

1987年我还主持了南昌卷烟厂易地扩建工程。厂址从市区迁到朝阳洲建设新厂,厂址扩大了,但装备落后,而引进国外装备要拿到国家烟草总局的批件。1987年我参加全国技改会议,看到会议花名册有烟草总局的技改部长,我赶快让省经委同志去汇报,部长一口答应,同意给江西引进德国的制丝、卷包机等先进装备,南昌烟厂终于实现了技术工艺先进、生产自动化,产品质量、经济效益得到大幅度提高。没有想到的是,烟厂后来又搞了二次搬迁。

1987年5月,又抓了星火有机硅厂的开工奠基。星火有机硅厂前身是燎原化工厂,坐落在永修县的深山沟,是一个为军工服务的化工厂。为了军转民,从70年代末开始进行了有机硅单体的科研与生产,有了一定进展。后来通过化工部争取到国家科委建设万吨级有机硅工业试验项目,新厂搬迁永修县靠近昌九公路边,占地7000多亩,改名为星火有机硅厂。1987年5月,我为星火有机硅厂奠基开工。1991年开始投料试车,经过多年摸索改进,达到设计水平。

有机硅可以“星火燎原”,应该开发利用。有机硅在国外有几千个品种,有机硅的衍生产品品种也很多,比如手机上的模件有好多是以有机硅为原材料。当时我给九江方面讲了多次,有机硅在国外的发展很快,一定要利用这宝贵资源,搞好开发利用,可惜进展不大。结果有机硅厂培养的好多人才,到了深圳、浙江搞有机硅深加工,都赚了大钱啊。如今有机硅厂经过多年改造,有机硅单体产量据说已搞到七八十万吨,为亚洲最大,搞了招商引资,形成有机硅产业园,大大延伸了产业链,成为江西新材料工业的排头兵。

黄金事业跑步快上,开创了新局面。江西黄金储量很丰富,但没有钱开发。赵增益省长交代我抓一下黄金工作。好像是1988年,在瑞昌开全省第一次黄金工作会。省有色勘查局的书记就跟我讲,在上饶的金山地区,经初探黄金储量很丰富,可能有50吨,而且品位高,如果有钱详勘,江西黄金事业可以搞上去。正好国务院通知召开全国黄金工作会议,要江西黄金部门负责人参加,而对黄金重点产区,主管副省长可以参加。我就主动要求参加。当时,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一位局长是老省委书记陈正人的儿子,他就报告国务院副秘书长兼国家黄金领导小组组长白美清,最后同意我去。那时,冶金部副部长徐大铨兼国家黄金局局长,我们很熟悉。当时全国黄金产量还不到100吨,他们正全力抓黄金生产,要求产量要上新台阶。在这种情况下,金山黄金开发被批准为国家892规划项目。我代表省政府在承包合同上签字,保证完成储量黄金50吨的详勘任务,拿到了3800万元开发资金。经过有色勘探队的努力,探明储量54吨,再加上近边地区探明10来吨,总共达到64吨,国家又加投2000万元,总共拿到了5800万元,真是个大丰收。这笔钱除了用于勘探,还把大茅山垦殖场的金山金矿扩建到日采选1000到2000吨原矿能力,成为江西最大的金矿。金山矿区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岩金矿床。当时还抓了洋鸡山金矿的扩建,大矿小矿一起上,形成了跑步快上的新局面。贵溪冶炼厂生产电解铜,副产黄金、白银量很大,黄金上万两,白银就有200来吨。副产黄金,国家也算是江西的黄金产量,于是江西的黄金产量逐步在国家排上队。2012年我到大茅山去看了,金山金矿的黄金产量1200公斤,正好黄金价格那时暴涨,年销售收入4亿多元,利润3个亿。但有个问题,国家以前的投资,原来是无偿的,后来又改成有偿,金山金矿作为国家黄金有限公司控股的公司。

稀土工业初具规模。包头的轻稀土全国第一,江西的重稀土全国第一。国家很重视稀土开发,小平同志曾说过稀土是中国一个宝。重稀土更受人瞩目,像铌、钽等多种金属都是尖端科学需要用的。当时稀土矿到处滥采滥挖,环境污染严重,稀土矿的冶炼、开发、利用都谈不上。我提出抓两头带中间。抓矿山的治理整顿,抓开发利用,带动冶炼这个环节。要把原矿炼出各种化合物,再从化合物提纯金属体。稀土工业出现了好势头。1987年的稀土矿山生产能力比1980年增加了100多倍。稀土氧化物产量高达4000多吨,工业上开始利用稀土做荧光材料和节能灯,在陶瓷、铸铁、化工、纺织方面都取得成果,农业应用稀土也开始作为增产的一项措施。但是稀土矿的整治与深度开发至今还是我们值得高度关注的大事。

食品工业、包装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江西发展食品工业,资源丰富,得天独厚。80年代,主要抓了酿酒、制糖、制盐工业的发展。建四特酒厂,年产1万吨,南昌啤酒扩建到5万吨。赣南几个糖厂扩建后,食用糖实现全省自给。扩建了樟树盐矿,新建了新干盐矿,食用盐逐步自给有余。还从国外引进了方便面、葡萄酒、水果榨汁等工厂,可惜这几个都没有搞好。

当时包装工业十分落后。景德镇的陶瓷到各地展销,多用稻草包装,茶叶最多用个塑料袋包,鸡蛋、水果都是散装,损耗严重。我提出包装工业要大上,包装损耗要大下。当时省包装协会会长刘振东,原来做过南昌市委书记,是位老同志,办事很得力,大抓包装设计和包装工业,由此包装工业开始起步,产品包装焕然一新。

当时水泥生产都用纸袋包装,损耗很大,工人装水泥,劳动环境很差,而且1万吨水泥要砍掉1000棵树来做包装袋。为了减少损耗,从1987年开始抓散装水泥,在省建材局成立散装水泥办公室,向国家散办要了投资,搞了散装水泥的车和船,还建立散装水泥罐。要求重点水泥生产厂,逐步提高散装比例。一年检查监督好多次。散装水泥从零起步,到90年代,散装水泥达20%左右。没有想到发展散装水泥,对水泥流水化、混凝土生产产业化和施工现代化起到了很大作用。

南昌最好的企业——江铃也值得一提。江铃的前身是江西汽车厂,程世清时代要搞十几个汽车厂嘛。江西汽车厂就生产2吨货车,质量差,连年亏损。后来孙敏当厂长,想引进日本五十铃轻型货车。开始是梁凯轩副省长抓的,他退了,我接手这项工作,感到这是可以发展的方向,就批准引进五十铃的项目。当时资金也很紧张,孙敏同志很机敏。那时我们一起到福建去谈汽车技术方面的合作,孙敏就主动和我坐同一班火车。一路上跟我讲,引进五十铃前景如何好,但资金紧张。回南昌后,我就跟吴官正省长提出要把几个企业搞好,需要给他们优惠政策。吴省长说,我要下乡,这事你就定吧。我说,我怎么定?我不管财政,我定不了。于是我就和常务副省长蒋祝平商量,他很支持,说好,我开会,你提意见,我来拍板。开会时,我提出给江铃3年免交一切税利,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给南昌齿轮厂、南昌柴油机厂一个包干政策。蒋省长拍了板同意,财政厅厅长华桐就照办。孙敏后来讲,当时你给的政策,江铃受益一两千万,这对江铃的起步起到关键作用。江铃后来发展很快,从引进散件组装到逐步国产化,轻型车产量从1985年的1000余辆到1991年近6000辆,年利税接近2个亿,成为南昌最好的企业,为江西汽车工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孙敏对江铃的贡献功不可没。后任副省长的朱英培曾讲,江西多几个孙敏就好了。

两个不能忘记

回想我1965年支内到江西钢厂,在山沟里干了17年,1983年到省里,工作了11年,至1993年退下来回到上海定居,在江西整整生活了28年。也就是说,我从35岁到63岁,在江西度过了大半青春。我为江西80年代经济发展尽了力,但对照当时提出的两个更大胆(一对内要更大胆地搞活,二对外要更大胆地开放)战略要求,我做得还远远不够。

我深深感到两个不能忘记。第一个不能忘记母校对我的教育。母校不仅给了我知识,还通过爱国主义教育给了我人生动力,促使我工作勤奋努力。我先后被评为1954年上海市劳动模范、1956年上海市先进工作者。第二个不能忘记江西对我的培养。是江西和江西人民把我从一个普通干部推上领导岗位。为此,我退下来后决心尽可能发挥余热,为母校的振兴、江西的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