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乘车从太旧高速公路坡头口进入阳泉后，不远处就是赛鱼村。赛鱼村西北的菜山半山腰，坐西朝东镶嵌着一座层层叠叠成“八”字形展开的气势宏伟的民宅群落，它就是古州平定西乡官沟村大财东张家庄园。张家以经商为主，在左近州县以及东北、河北、山东一带小有名气。
官沟村原名观沟，一直是赛鱼村的自然山庄。1952年农业合作化成立初级社以后改设为一个行政村。它包括沙湾、观沟、半沟、口上4个山庄窝铺。过去，这里山上山下生长着一片菜树，林木葱葱，泉水潺潺，风光秀丽，景色宜人。早在隋唐佛教兴盛时期，赛鱼村民集资在实树洼茂密的丛林中修建了一座观音庙，“观沟”因此得名。后因“观”字的繁寫体难写难认，便改成了“官”沟。
张家渊源
据考，官沟有村之初，这里曾居住过杨姓，但到了明清时期，只有张姓一族在此居住了。官沟张姓本族的起源，大约在清康熙年间，由张氏六世张文秀从3里外的赛鱼迁居官沟，繁衍生息300余年，已传十四世，现有后裔300余人，占全村人口的35%左右。
赛鱼张氏由平定榆关迁来。据小峪《张氏族谱》记载：早在元代延祐二年（1315年）张氏由洪洞古槐树下迁居榆关（今平定上城）传二十世，上下十三世湮没，无法连接，只能推张鹤为小峪张氏始祖。赛鱼《张氏族谱》无序，只记载始祖为张鹏、张鹤（住小峪）。张鹏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张宗祥生有五子（后来没有记载），次子张宗庆生一子，后延续发展成赛鱼张氏家族，至今已相传十七世。五世张弟生有四个儿子，即张文锦，张文秀、张文相、张文贵。其中张文秀迁居官沟，成为官沟张氏家族的起源。直至1947年5月阳泉解放时，官沟30多户人家，还是以张家为主，只有两三户带亲戚的异姓，如荆、赵。
家业兴起
张家先祖都是以务农为生，相传数代，人口发展壮大后，单靠土地的收入显然不能够维持生计，勤劳之家就开始在农闲之余，寻求一些生路养家糊口。二世张有以挑担钉鞋为业，走村串户，游走四方，一边要饭，一边做活。后来云游到古北口外，相传是热河的黄谷屯，现在的河北省承德市。在一家山西介休县姓冀的商户门前摆摊劳作，天长日久两家都以山西老乡相处，非常亲近。此间，在张氏钉鞋的挑担中，一头是钉鞋的家具，一头是生活用的锅灶。当地人对铁锅很感兴趣，又听说是“获鹿锅”，想买一个很不容易，因此有的人就托张氏回家代买。时间一长，请求代买的顾主越来越多，张氏预感到这是个生财的门路，从此改业，用手推车开始长途贩运铁锅，放在冀家杂货店销售，生意顿时兴盛起来。随后张、冀两家合伙办起了铁货铺，开始经营铁货，除维持生活外还有节余。后来买卖越做越大，小车推已无济于事，便改用骆驼、马车运输，铺面起名为“永义公”商号，这也就成了官沟张家起家的发祥之地。
承德“永义公”商号，以冀家的经商经验和张家的勤劳辛苦，经过数代苦心经营，生意逐渐发展起来。张氏利用结余的资金在家乡买了土地，在外面扩大了经营规模，家业日益丰盛殷实。清道光年间，在河北获鹿（今石家庄市鹿泉区）成立了分店“永太公”，在锦州设分店“永和公”，后在辽宁、吉林、河北、山西等地都开了分店，统称“永”字号。张家成了平定西乡的富户。
“永”字号的发展，最兴盛时期是在光绪年间，这期间“永”字号扩大了经营范围，在靠大连的海城市，同赛鱼姚家合股成立了“永太奉”，经营棉布、洋货。民国初期在锦州买下榆次常家的一个钱庄、一个茶庄。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正太路通车后，获鹿“永太公”搬家到石门（今石家庄），在石门又接管了一个钱庄定名“永太昌”。在寿阳县城设一个铁货店、一个钱庄。在赛鱼街又开设了“永和店”等六七处车马旅店，拥有近百间房屋。“永”字号的规模在最鼎盛时期的资本，大约为30万两白银，大小铺面40余处，遍及全国29个省市，从业人员近500人。
张氏家族由一个主要经营铁货的“永义公”店铺起家，逐步发展为日用百货、绸缎布匹、钱庄票号、车马旅店等多种经营，地域也由承德拓展到赤峰、奉天（今沈阳）、营口、长春、济南等地。
张家除经营各地商号外，还经营着一部分土地，出租解决本家族吃粮问题。把赛鱼村的上等土地大部购买下来，如寺滩、斗坪、大垴等村约200余亩地全由官沟张家经营。在白泉、李家庄一带有300余亩租米地，统一由白泉“增长隆”管理收租，由张黑小和上庄赵国柱两人负责。因张家的地租较低，每年得租大约在三四十石。其余大部分用于缴纳税负、维修耕地。
张家建筑
官沟张氏庄园修建始于清代中期，共花费数十年时间。它坐西朝东、依山而建、顺势而上、错落有致，左依逶迤绵延的馒头山、摩天垴，右傍九曲蜿蜒的官沟河，是一座宏伟壮观的阶梯式庭院。
张家庄园并非平地而起，整个建筑群建在一座30米高75度斜坡的石崖上，由低到高，逐房后移，层层叠叠，上下落差50米，共10层。从底层到顶层，分为上巷、下巷。上巷为二进式四合院，下巷为六级梯式四合院。总建筑面积24000平方米，地下建筑8000余平方米，共有11攒相对独立的大院组成，窑洞125眼（不包括暗窑和横窑），房屋185间。下层的洞顶是上层房舍的基础，下层的房舍又是上院的围院，建筑群中的巷道都是庭院的洞顶，因此形成一个特殊的楼、屋、窑相结合的民居群体。庄后的张家祖坟高高在上，有两丈多高的石牌坊、一丈有余的“诰封”碑楼，以及随坡而上的百米松林，使山庄更显得庄重气派。
人称有“四奇”。一奇是“崖上层楼”。它不仅建在几十米的山脊上，随形生变，依势而曲。而且因地形所限，最下层以明暗窑洞为基础，洞顶上盖房成为上院，上院向后辟为方地再碹明窑暗窑，窑顶上或再盖房或铺石为巷，又形成上一级院落，依次而上，共有10层。每一座分院的建筑都是中轴对称排列，前厅后舍，左右配房。前院为开放性活动场地，用于社交往来，迎商待客;进二门为后舍，是封闭性的家眷住地。二奇是“辈辈向上”。在庄园背后，是张家的祖坟，用大石头围着。它不像一般的坟地那样上边是长辈，下边才是小辈，而是相反。关于张家祖坟，历来有“人背鬼，老背小”的说法。“人背鬼”就是人住在山坡上，祖坟建在山顶上，中间几乎没留空隙。“老背小”就是老辈的坟在前面，小辈的坟在后头。紧靠庄园的坟地里是官沟张家一世张文秀至四世，其后是五世“汉”字辈及以后辈的坟。三奇是“暗道悠悠”。张氏庄园的这一奇，也是三晋其他大院所没有的。在这10层建筑中的上院下房，明房暗窑里，可以明道相通，也以暗道相连，纵横交错，竟不出大门就可上下走动。而关院门即为一处严实的城堡式山庄。它们连通上下院、也通向主人的房间;通向粮仓、也通向银库;通向祖坟，也通向庄前的官沟河。四奇是“农商兼容”。官沟张家是由农而商，由商而富的。但“德”字辈的张德恭，传统守旧，认为经商盈利虽然丰厚，但立家之本还是农业。于是，除有赛鱼村的200多亩上等土地外，他又为家族购置了300多亩土地，范围扩展到了白泉、杨家庄（现郊区）一带。近地自作，远地托管，统一由张家商号“增长隆”管理收租。张家外以经商，内以用农，农商兼容，开始了历时200多年的农商资本积累运作。缘于此，庄园的建筑中也不乏农家所需，牲口棚、猪羊圈、磨房、拴马环样样俱全。这些设施也充分证明了张家是农兼商人的身份，而其建筑既有宏伟壮观的主体式庭院阁楼的气魄，又不失鸡鸭猪犬的农家小庄风范。
扶危济困
从同治末年到光绪年间，是张家商业的鼎盛时期。在此期间，张家办了许多社会公益事业，开仓济贫，兴办学堂，社会募捐，一时兴起高潮。据长者回忆，清光绪三年（1877年），华北一带遭受特大旱灾，民众饥寒交迫，张家开仓赈救灾民。先定以人头分发，发现有人从中捣鬼，贪占钱粮，后改成以工代酬的办法发放救济粮。比如凿一块石头给一升粮，一方面续建了宅院，又妥善地解决了部分灾民的生活。这一年，张氏家族共捐资1800两。大灾过后百姓们为感谢张氏家族，集体送了一块题有“一乡善士”的匾额，高挂在“永庆堂”老宅门前。官方为了表彰张家的救灾善举，特准予张家祖坟建“诰封”绞龙碑。民国9年（1920年），又遭大旱。平定县官方组织全县救灾，赛鱼地区的赈灾任务责成张氏八世张士林筹办，他率先捐献了几千块银圆后，又以同样办法救济灾民，一则救灾，二则整修村容。其间，他组织乡亲兴建官沟石桥和100多米的南北大坡等，历时两年多，前后共用料石3000余块，每块石头折合1块银圆，可见花费之巨大。人们为感念张家的恩德，就把这进村的大坡称为“银圆坡”。
清举人姚瀛，石卜咀村人，任河南候补时，亏费很大，张士林得知多次接济。民国初姚任山西安邑县长时，未带家眷，儿子患肺痨病，一直住在张家养病，直至病故;三子姚恩绶，生活困难，张士林又不断予以资助。四子姚琴轩赛鱼念书，后在该校任教，也是张资助推荐的。清末本族张大来的女婿、马家坡村荆致成，因有6个孩子无法生活，张士林出面帮助，供给一处院落，十几亩土地，借给口粮，后迁来官沟村居住。荆家人多且勤劳，几年后买下耕牛，养起羊群，生活富裕起来。张士林又介绍五毛荆植槐到商号做饭，培养六毛荆亭槐读书，后送商号学生意，民国初荆亭槐已成张家联络口外生意的掌柜;三毛的妻子亡故，没有装裹，又向张士林求助，他让赛鱼“庆隆号”商店，给予全部垫资，帮助出殡。如今，荆氏的孙辈都已80开外，对此事念念不忘。由于帮助的频繁，张士林平时又绝口不提，很多往事都已忘怀。民国11年（1922年），西峪村清举人杨大芳派人送还200银元时，家人全不知情由，言说是光绪年间借助的银两。
急公好义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政府与英国福公司签订《山西开矿制铁以转运各色矿产章程》20条，将山西平定州、盂县、潞安府、平阳府、泽州等处的煤铁矿采矿权出卖給英商“福公司”为60年。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7月，正太铁路阳泉段通车后，福公司看时机成熟，即派人驻扎在平潭村，开始勘测矿地，绘制地图，并在铁路两侧的简子沟、麻地巷、小阳泉等有矿地的山坡上，都插上小旗，写上“福公司”三字，霸占矿产，查封民窑，直接影响了乡民的生计。这一强盗行径，激起了阳泉人民、山西各界人士、海外留学生，以及开明官吏的极大愤慨，同年9月，在山西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争矿运动”。
官沟村张氏八世张士林在“福公司”处处插标，志存独据，严禁当地挖煤，切断百姓生路的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他“独奋起纠合同志，组织‘平定公会’抗疏力争，遥为声援。”提出“联群情、保利源”为其宗旨，“且相约，誓死不售外地人”为口号。与当地爱国绅士黄守渊、李毓惠、池庄等人，多次筹商此事，以“保艾公司”（平定县古称石艾）为常设机构，收回矿权进行开采，并捐白银3000两，资助政府开办煤矿。还把旧有的煤窑和计划新开的煤窑由本公司统一起来，坚持自办，反对出卖。争矿中的请愿、集会、办公地址筹备、雇佣办事人员，以及接待省城和各界来人等等一切费用，张士林当仁不让，全部承包下来，把“垫钜款，集众议”，看作是自己份内之事。他一面派人赴省城、京城向当局请愿，同时联络在外的同乡组织声援;另一面又组织煤窑矿主积极开采、多占地、多开矿，与“福公司”对抗斗争。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0月，山西留日学生李培仁为了山西矿权愤志蹈海自杀，抗议当局出卖矿权，激励国人坚持斗争。张士林同“保艾公司”在平定城里为李设起灵堂追悼，派出千余人带上纸、炮前往吊唁，大家群情激愤，形成大规模集会。平定州衙里一片慌乱，州牧放出话来，劝张士林等人不要再聚众滋事，扬言“与洋人争斗多为不利”等。这天，官沟家人也送来信，是哥哥张士枚让他尽快脱离运动回家，以免招来官府为难等等。他却对送信人说：“保矿是乡里大事，国之命脉，我岂能半途而废。哪一天保矿胜利，我就哪一天回家，请家人不必挂念。”张士林自争矿以来，独立支撑一隅，历时2年余，无少倦意，出资4次约1万余两白银，支助争矿运动。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月20日，山西商务局和“福公司”签订了《赎回开矿制铁转运合同》书，山西绅士以赔偿白银275万两将矿权赎回。经过3年的不懈斗争，争矿斗争取得最后胜利。从此，把英国人从山西境内各矿点赶走。
民国8年（1919年）秋，在山西省议会任职的平定籍议员黄守渊、池庄等人，将张士林当年争矿中的所作所为，呈文省政府，要求对张士林“首倡之力”进行褒奖，省政府当即奖给他“急公好义”匾额一块，上面写着：“山西省国民政府奖给张公士林首倡争矿，中华民国八年中秋”。并发文表彰他“精诚爱国，绝无博取”的精神。
养正学堂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张氏八世张士林在官沟办起了两个家塾，一所为初入学的幼童开设，一所为学“八股”应科举的童生开设，还以优厚待遇从平定县城聘请了两位学识渊博的张玉贤、王嘉橼教师任教。名为家塾，但只有长子张鸿寿一人就读，其余全是邻村来此借读的学生。清末最后一次县乡应考，就有5人考中秀才，除张鸿寿外，其4人为辛兴村王作宾、潘家峪村高涤源、中庄村王守正和王定远，在县城小有名气。
1904年，兴起“废科举、兴学堂”之风，张士林将两所家塾合为一个小学，取名“观沟养正小学”。确定“养成正道，敦品励学”的校训。又聘请王嘉橼的次子王士远教国文，小阳泉村刘连芳教算术、体育等。一切经费仍由张士林一人负担。名义上叫“观沟养正小学”，实际上是张士林的私立小学。1909年，平定县举行第一次小学生会考，该校成绩名列全县第二。民国2年（1913年），平定县成立了5所高等小学，第五高小设在赛鱼村。当时乡里人认为，笔算不如珠算快，国文没有四书深，洋书不如古书好，都不愿让自己的孩子去“洋学堂”上学，学生寥寥无几。张士林为了支持五高办学，把“观沟养正小学堂”并入五高，将次子张同寿、三子张恒寿，孙子张迁善、张从善都送到五高上学，以示倡导。次年，张士林了解到外村学生好些不去五高上学了，原因是家长嫌费用太高（要在学校起伙）。张士林首先拿出500吊钱，又劝大阳泉村“魁盛号”郗家拿了100吊钱，作为津贴学生的基金，由老师负责管理，存放在赛鱼村商号涵源生息，每学期把收回的利息分三等，津贴贫困学生。一等一吊二，二等一吊，三等八百文。有一年，全县5所高小会考，五高学生姚步堂考取第一，张士林奖大洋10元，姚还披红挂绿绕平定县大街夸其荣耀。此项津贴一直沿续到民国26年（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终止，留下部分尾数，纳入了购置校舍费用。
张士林不仅资助学生，对有困難的教师也是关怀备至，解囊相助。教师王嘉橼生活困难，一直由张士林供给，又供其孙王允文上学直至完成学业。教师王西庚病故后，丧葬给以竭诚相助。山西大学预科老师郝名儒（平定西郊人）有债务缠身，张士林得知后，主动出资200银元代为偿还。
在五高受津贴的学生中，有不少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如后来成为新中国高级干部的有平定县第一位共产党员、三泉村甄华，曾担任西北独立第二军政委兼党委书记、宁夏军区副政委、山西大学校长;马家坡村刘征田，曾任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第一书记;石卜咀村张何明，在白色恐怖下，先后担任中共太原市委书记兼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山西省分队部党团书记、中共山西省工委宣传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热河省委常委、张家口市委书记，河北省委工业部长、组织部长等。
尾 声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张家的财产大都集中在东北各地，由于奉军多次发行纸币，致使货币贬值。再加各商行之间买空卖空，互相拆台。民国21年（1932年），张家与军方合作做口外生意大赔，使商号全部倒闭，只留赤峰一些房产。不得已从内地商号筹集资金20万银圆，赔偿外地损失。从此，张家商号元气大伤，东家纷纷抽股各奔前程。尤其是日军入侵后，肆意掠夺，买卖无法正常经营，再加上张家有7个堂号因吸料面家破人亡，这更让张家内外交困、雪上加霜，加速了衰败的步伐。1947年阳泉解放前夕，“忠信堂”张同寿、“长庆堂”张从善，携带家眷逃往北京。1948年石家庄解放后，张家在石家庄的商号“锦源隆”公私合营，归于集体。至今，还矗立在那里的张家大院，在经历了300余年的风雨沧桑后，今天，它越发显得厚重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