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们进富士康前,他们为自己能进入这样一家经营稳定的国际知名企业而慨叹何其有幸;在他们进富士康后,他们为自己能从富士康逃离而唏嘘何其有幸,无论这个逃离意指一个工作日结束重返宿舍的短暂喘息,还是另谋高就离开得头也不回。
出富士康记
“一个个蹲下,蹲下,你贴我的后背,我贴你的后背,把单子填满!”保安最大限度地释放自己的权力,呵斥着一群来自武汉职业技术学院的应届实习生。此时,距离他们早上九点抵达深圳仅四个小时,也就是说,他们不久前才经历了12小时的舟车劳顿。他们要填的是新员工体检单,接下来还要在六月底的火辣骄阳下共同等待,他们后来才知道,这个等待时间是另一个四小时。
许哲龙每每回忆起去年六月到深圳富士康首日的情景,都始终觉得不是滋味。那个烈日当头的早上,一行人被从火车站直接运至关澜的厂区。早上十点多,车刚停稳,尚未缓过神来的许哲龙就听到了保安在车外的勒令,“全部下车,行李拉下来。”依着保安的指令,拖着行李箱的一群人正漫无目的地闲散走动之时,保安要求集合的指示随即发出。厂区领导体恤地派人出去给他们买水,但这份善意却被保安拦截了。短暂的午间休息后,一行人又被拖到了开篇的体检处。几经折腾过后,汽车把他们拉到了最终目的地――深圳富士康龙华园区。在这里,他们通过买临时票的方式吃到了一天之中的第一口饭。然后,他们需要等待富士康分配宿舍。一群疲乏不堪的人困顿地窝在操场上,直到十二点,宿舍才分配完毕,第二天,他们就开始了岗前培训。短短的15小时足以消磨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许哲龙一路上对富士康的美好憧憬就是这么被砸碎的。
实际上,从踏入龙华的第一刻开始,许哲龙的富士康之行就启动了以三个月为限的倒计时,直到“十一”前的某一天,他历经繁琐的安保审查后义无反顾地离开。
许哲龙所在的武汉职业技术学院与富士康建立了校企关系,由学校每年向富士康输送应届毕业生作实习储备,毕业后学生可与富士康达成劳动协议。和大多数同学一样,许哲龙认为富士康把他们这些技术人员评定为师级,虽然只是师一,但理应远好于生产一线的普通工人,至少不会像普通人理解的一线工人那样过着两班倒的非规律生活。这样理所当然的假设构成了他对富士康认知的第一个误区。
富士康的管理将资位和职位分开,师一不过是资位(薪资等级)的一种,而任何生产类员工都必须从职位末端的普工开始攀爬。这样的分立方式并不讨好,它使得两边的员工都不满意。例如,资位为员工的线长一方面有权管理资位为师一的普工,但他个人的薪酬可能不及该师一;而另一方面,师一会认为以自己的技术不该做普工的事。
第二天开工伊始,许哲龙就明白了自己在富士康所扮演的角色――普工。白班早八点至晚八点,晚班晚八点至早八点,两班倒的工时,每三个礼拜倒一次班。拒绝晚班的唯一方式就是早日混到课长以上的职位。
起初,许哲龙凭借年轻人的韧劲熬过一个个倦怠的晚班,抱存一丝“坚持就是胜利”的残念,逐渐从不习惯到适应再到麻木。这个过程的代价是不规律的作息和规律的上工下工睡觉的机械三部曲。
这个听起来漫长的工厂化改造实际上并不长,因为晚一天适应就可能多一天被责备。事实上,即使完全适应了生产线的工作流程,也是无法完全摆脱批评的,人无法抑制难以长时间集中精力的天生缺陷,而这又直接导致小错的时有发生与大错的不期而至。根据生产纪律,除却依错误程度的相应责罚,错误还会在一班之后的工作总结中以点名或不点名的方式指出,情况好的话,十来分钟就可以收工回寝;一旦情况不好,休息时间就顿时缩减掉一个小时。
工厂遵守着“机器优先”的原则,午饭时间员工是不得同时进餐的。为保证机器持续运转,员工需分批轮流进食。
随着在富士康工作时日的增加,许哲龙起初的疑惑得到了一一解答。比如,厂区有着丰富的娱乐设施,但缘何只有年纪稍长的人在享受这等福利。这是由于大部分年轻的员工早已被日以继夜的加班加点折磨得够呛,休息时间无奈躺在床枕之间,休息于他们而言是恢复体力而非消耗体力。
也有人通过网络游戏的方式发泄心中的苦闷。许哲龙没有选择这种方式,他选择在隐忍中睡觉或者说在睡觉中隐忍。
如果硬要为许哲龙的一天画一张草图,那么寥寥数行就可以概括一切。早上七点起床,七点半从宿舍出发,八点开工铃声响起前换好静电服静电鞋进入生产线。中午十二点吃饭,下午一点继续上班,中途会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一直上至下午五点。晚饭四十五分钟,之后继续加班,并且,此种加班是必需的。八点钟来临,一天的工作期结束,但随即晚会开始,其间会对生产问题加以点评,时间从十分钟到一小时不等。九点钟左右回到宿舍,瞟一眼楼下的公告牌,又多了几个无故离职的员工名字被公示,不认识是谁更没必要管他是谁。
短短三个月,许哲龙的心情波澜起伏。当年7月住在他楼上的孙丹勇因遗失苹果手机样机被富士康内部调查最后选择跳楼鸣冤后,许哲龙开始思索自己的未来。权衡利弊之后,他选择投奔有更多尊重与自由的地方。最后一次的从宿舍到厂房的打卡通关后,他走得头也不回。
问及富士康的环境与身处者的感受,许哲龙总喜欢在一段概述之后反问一句,“你说呢?”
继续富士康
手机没有征兆地响起,王杰(化名)接起电话,对面是一阵急促的呼吸声,半晌停顿后才发声。黄冈老家的母亲关切地问道,“最近你们厂在深圳那边出的事你知道么?”王杰的回应并没有打消母亲声音里所流露出的焦虑,她继续道,“你们这边出那么多事,你要是不想做就不要做了,何必呢?换个地方。”安抚好焦急的母亲挂下电话后,王杰得继续面对普工生活的枯燥乏味。
王杰来自湖北黄冈的一个小县城,父亲从事装潢类工作,母亲赋闲在家。王杰是家里的独生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就我一个宝贝儿子。”
21岁的王杰在工作之前几乎没吃过什么苦,家里的事全部由父母包办代替了。唯一不能被包办的学业砸在了自己手上。由于王杰的父母仍然希望他能继续深造,高中毕业后,他到武汉一所不知名的学校读了两年的自考,最后还是半途放弃了。
去年七八月份,家里托人帮他张罗了一个东莞工厂塑料压膜的岗位。不谙世事的王杰半推半就地登上南下的列车,带着憧憬和疑惑。不料,三个月后,他就从东莞打道回府了。他口头上表示,“东莞工厂没意思,做不下去。”细究之下,东莞每天四十元的固定日工资,有事就上工没事就休息休息就没钱的机动上班时间与浮动底薪;提供不是“人吃的东西”和住的“差的没话说”,这诸多的因素实在是未受过挫折的年轻人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名义上待业实际上玩乐的过了几个月后,开年在家人的催促下,王杰来到了武汉求职。富士康底薪七百,小时加班费6元一日加班两小时,节假日双倍加班费的制度使得王杰每月可以拿到尚能接受的薪酬。于是,王杰选择留在富士康。
王杰没有想到的是,薪酬待遇成了为数不多的可以让他继续留在富士康的理由之一。然而,所谓的待遇良好仍不能满足一个年轻人的消费欲望。大部分的工资被他花在了排遣苦闷的抽烟,闲暇之余的上网和屈指可数的外出购物、吃喝娱乐。剩下的就是作为物流线上搬运工所要承受的机械搬运与无度的疲劳苦闷。
五月八日,四月份的工资刚刚入手的第二天夜里,王杰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梦游。梦游的内容是对日间工作的重复,幻想自己仍在生产线上接货搬货。甚至不能叫出名字的室友奋力将他摇醒,醒来之后,他竟然清晰地记得自己刚才正在梦游。此后他情绪低落了好些天,跟家里通话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件事。家里人顿时紧张惶恐,劝儿子结束五月的工作后就赶紧离开。
记者见到王杰时,他已经从梦游过境后的阴郁中走了出来,露出腼腆的笑容。当天本是他的休息日,“坠楼门”后富士康也表明员工可享有一周一休,可早上线长突如其来的一个要求上岗的电话夺走了他这一天的休息权。午饭间歇,记者得以与这个羞涩的小伙子见上了一面。他表示自己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他要继续撑下去,虽然技能学习上不如预期。
关于未来,王杰没有想更多,只知道如此周而复始地机械工作不是长远之计也不会有一技之长的收获。但为了向旁人证明他可以在一个岗位上坚持工作更久一些,同时迫于无工可依的生活困境,他不能即刻离开。
王杰说,“很多人在发工资的当天就消失了。”走的人多,来的人也多,武汉富士康从王杰进入的三月开始就没停止过招人。也许有一天,王杰也会在某月七号默默地离开这里,没有人知道,就像他未曾来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