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霞：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思潮研究、作家作品研究、女性文学研究。
盛可以从2002年开始创作，迄今已十余年。她并非经由探索和摹仿进入写作，而是从早期的《干掉中午的声音》《快感》《TURN ON》《手术》开始，就确立了自己具有极高辨识度的叙事风格，这种风格在一众批评家不约而同甄选出来的富有侵略性和挑衅性的词汇中得以确立：凶猛、冷酷、凌厉、尖锐，像“刀子”[1]一样毫不留情地挑去覆盖于生活之上的温情善好。
事实上，这种如手术刀般迅疾锋利、一气呵成的“解剖”过程对于盛可以来说并非偶然。这个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湖南乡村女子，经历了贫困、失学、打工、不幸、颠沛流离，当她将这些经验提取和抽象化为看待世界的方式而植入写作时，就决定了她要讲述的绝非同龄人那般平顺柔滑的普泛化经验。她像一道轻盈锐利的闪电，一旦与日常经验相逢，便毫不犹豫地劈开了那幸福优雅的表相，毫不留情地翻露出那残酷得发黑发苦、令人悚惧的真实，以“非理性的形态、非温和的方式展现人性的本来面目”[2]。她的小说由此成为了解当代中国某种精神和情感状态的有效路径。
一、两性战争：明亮的尖锐及其力度
盛可以的早期小说不遗余力地讲述一个看似平常的主题：两性战争——这是一个女作家以性别身份介入写作之后无法回避的重要主题。这个主题在当代文学史中并不陌生，在张辛欣、张抗抗、张洁、王安忆、铁凝、迟子建笔下，它与中国当代的社会变迁、改革浪潮、文化思想密切相关，在社会学的感性表述中确证着女性尊严与情感的独立;在林白、陈染、海男笔下，它剥离了宏大叙事的多重盘绕，通过女性对身体性征的隐秘发掘与两性关系的非常态书写，构筑起了女性对世界、他者和自我的新的认知谱系。
这一性别写作的嬗变是一个逐步进阶、逐层深化的过程，这为后来的女性写作者清除了外部的叙事干扰，提供了一个既简洁明了又深邃莫测的入口。正是这个走向成熟的写作结果，使得盛可以能够越过社会潮流对女性的想象与塑造，越过对身体和性如履薄冰的探索，直接抵达对女性在性别关系中极端自我、自由、自主的抉择的书写。她的表述和表达是独特的，那明亮的尖锐以强烈的辐射力和穿透力表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位作家像她那样，以如此结实凛冽的笔墨形塑了这场“战争”中的女性身心肖像，将女性之欲望、之生存、之丧失淬炼成一把利器，冲击着、矫正着失衡的性别权利的比重。
这份锐利、这份坚决如骨骼般决定和支撑着盛可以的叙事格局。它的力量首先来自于作家对女性身体、欲望与情感流向的判断和书写姿态。她摆脱了男权中心社会价值观的掣肘，屏蔽了公共道德话语的介入，她笔下的女主人公对身体的使用完全是基于自我意志而非受制于他人，完全是悦己、利己而非利他的。这种写作的意义一如埃莱娜·西苏所强调的女性书写和女性身体及欲望的关系：“妇女的身体带着一千零一个通往激情的门槛，一旦她通过粉碎枷锁、摆脱监视而让它明确表达出四通八达贯穿全身的丰富含义时，就将让陈旧的、一成不变的母语以多种语言发出回响”，从而“长驱直入不可能的境地”。[3]这种极具革命性的意味在盛可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北妹》（原名《活下去》）中便有着充分体现。钱小红长着一双巨乳，她不惮于追逐身体的欢乐，但她并不像李思江那样指望用身体去换取都市里的生存资本，也无意于用身体作为控制男性和攫取婚姻的手段。她忠實地听从着自我的召唤，天然甚至是天真地释放着身体和巨乳的能量。在《缺乏经验的世界》里，年过30的女人对年轻男孩的渴念汹涌澎湃，她从意识里不断地长出欲望，伸出触角，如同捕猎般对男孩进行探寻和抚摸。《壁虎》里，贝九在秦聿和唐多之间的往返取决于她的喜恶。即便是一无所获的结局，也来自于她的个人意志。《取暖运动》里的巫小倩选择比她年轻的刘夜做情人，是严冬需要“取暖工具”。天气暖和了，“工具”也用旧了，分手势在必然。同样是“工具论”，《成人之美》里的潘小将毛头小子比作“廉价胸罩”，将老男人比作“名牌乳罩”，充满对男性的物化和矮化。
在关于婚姻的讲述中，盛可以也一反传统规范和秩序，将重心和选择权完全交付与女性，将之打造为以女性体验为主导的存在形态。《水乳》里的左依娜不满丈夫平头前进的世侩平庸，在婚后继续探寻情爱的可能性。她的闺蜜挺拔苏曼干脆弃绝了婚姻，享受着身体带来的广阔自由。在《无爱一身轻》里，朱妙、龙悦、古雪儿的婚恋观虽然各不相同，但她们对欲望的诠释无不来源于自我愉悦的宽度和敏度。盛可以将女性的身体置放于“唯物主义”场域，让她们源源不断地绽放出巨大的、生机勃勃的雌性物质。这种将“身体”还原至“身体”的本然形态是独属于盛氏的写作逻辑，它既有别于《一个人的战争》《私人生活》中女性在密闭空间里的生理学探索，也有别于《上海宝贝》在都市消费主义景观中的快感展览。她改写和提升了“女性主义”的某些维度，使之更加纯粹、更加结实。
在当代女作家中，盛可以的特别之处在于，她的叙事姿态和走向都呈现出向“真实的暗处”无限下滑的趋势：相较于“信”，她更倾向于“疑”;相较于温情美好的表达，她更愿意探究黑暗酷烈的内里;相较于光明圆满的结局，她更是毫不迟疑地将人物与故事扼止于终极的孤独与残缺之中。《淡黄柳》和《惜红衣》里的年轻女性为了生活和家人，愿意将身体作为筹码，但交换完毕的现实并没有让她们满足，反而使之进退维谷、举步维艰。《低飞的蝙蝠》里，想离婚的乡村中年妇人在城市男人那里没有找到归宿，却失了身，又伤了心，还没了脸面，“连低飞都感到困难”。女性与生俱来的特征决定了她们在遭受侮辱与败落时无力回击，只能用唯一拥有的身体与生命去抵抗。《青桔子》里，一无所有的桔子在家庭地位和生活资源的博弈中处于弱势，她以身体为武器扳回了败局，但这个胜利让人难以欣慰，它所携带的不伦气息和令人胆寒的一损俱损的无所畏惧，使得桔子成为“因为现实的逼迫而做出极端的事来”[4]的乡村少女生存标本。在《归妹卦》中，这种“极端”则表现为被命运剥夺净尽之后、身心继续遭受羞辱的女性最终与男性以命搏命的复仇。这是盛可以最为冰凉和坚硬的作品。她将父女/姐妹/夫妻关系置于男性欲望的无耻掠夺之下，所考证到的人性、亲情、家庭伦理的脆弱和不堪一击令人惊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