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迟至1953年，在时隔十一年之后，我才又见到父亲。其时，我正在北京四中读初三，父亲携上海秋声京剧团在天津第一工人文化宫演出，我陪着母亲、三姨去探望。印象中上座不好，偌大园子也就五成座。时值盛夏，见父亲后台卸装，已是汗流如注，喝一瓶啤酒以解乏。我真体会到了学戏的辛苦，但也奇怪，在舞台上穿着那么厚重的行头还要表演，怎么没见汗呢？那次我在台下看戏，一段《起解》的〔西皮流水〕“苏三离了洪洞县”让我惊叹。这段唱本来是街头巷尾贩夫走卒都会的，连我都哼得下来，但父亲唱来却与众不同，如泣如诉中尽显清脆俏美，即或断句联声也觉乎着极其精巧。我是第一次听父亲演唱，感到黄腔确实是匠心独具，有一种沁人肺腑的穿透力。
随后秋声京剧团又到石家庄演出，生意愈加清淡。 原来演出市场跟政治气候密切相关，全民都心有余悸地投身“三反五反”运动，谁还有心情欣赏什么红氍毹艺术？所以最后是困顿北京。二三十人，没有演出，既住不起旅馆，也没路费回上海，张嘴要吃饭，父亲也一筹莫展。这次可真显示了母亲的本事，平素贤淑持重，这时却是那样精明麻利。凭着她的好人缘，在街坊邻里中腾出多间闲房安排全团人分头住宿；又亲自上厨，操持这么多号人的一日三餐。老人家可以一口气抻出二三十口人的面条，光是肉片打卤就要两大锅，那是多大的气派!剧团里的人到这时才知道黄老板还有如此能干的糟糠之妻。为摆脱困境，父亲求助于梅大爷。梅先生当即开了一张三百元的支票，并烦父亲演出一场《宇宙锋》，地点就在中国戏曲研究院附属中国京剧团(中国京剧院前身)排练场。据说梅先生请了不少名家前来观摩。是叶盛兰先生送父亲回家，父亲让我以“四叔”呼之；二人在堂屋对坐叙旧，只听叶先生对演出赞不绝口。后来听人转告我，配演赵高的景荣庆先生也认为父亲演的赵艳容别具一格，确有独到之处。但我总觉得对久不演此戏的父亲来说，是够难为的了；《宇宙锋》是梅先生的看家本戏，却让我父亲来唱，如此点戏，我至今不得其解。
临回上海的前一天，父亲情致很高，加以大雨过后，空气清新，让我陪他到大街(即东柳树井)天顺酒缸去小吃。我们走的东巷，要过一条积水，上面散摆着几块碎砖头，我自告奋勇要背他过去，而父亲竟真的答应了。我蹲下身去把他背起来，已感到力不从心，刚刚踩过两块砖头，腿一软，身一摇，竟将父亲着着实实摔倒在泥水里。我尴尬地把父亲扶起来，忙不迭地问“摔着了没有”，父亲只是一边吸着气一边做苦笑状。剧团的人听父亲说“没事，没事”，不但没怪我，反而用上海话打趣，说“这是老开喜欢小开……”。如今我也年近古稀，回想当年背爹的情节，父子情谊仍历历在目。
也就在这次回家，父亲让我把家中保存的四张唱片《春秋配》、《彩楼配》、《三击掌》、《母女会》骑车送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不久收到电台的感谢信。
六
1956年夏，我在北京二十六中(即汇文中学，也是父亲的母校)高中毕业，离开高考考场，我就开始了平生第一次远行，到上海去探望父亲。记得我乘的是慢车，先到天津，在同学家住了一宿，再乘津浦线列车到浦口，转乘渡轮到南京，逛了中山陵、雨花台、玄武湖，住过小店，又在苏州玩了一天，这才到上海。父亲和哥哥嫂嫂似乎都等急了，担心我出了什么事，何以好几天也没消息。
这一年被称为中国艺术的春天，“群贤别墅”(如今的瑞金二路225弄)36号的黄宅也十分的热闹。父亲列席了上海人代会，回来历述陈毅市长讲话的风采(记得还模仿陈老总用英文和与会者告别)，非常振奋。来往客人也很多，荀慧生先生、朱斌仙父子都来造访，记得还有位江南面塑老艺人多次来谈加入农工民主党的事。父亲演出活动也多，一次我跟着去了浦东，在上钢三厂演出《春秋配》。偌大的高架车间里，坐的站的挤得满满。令我吃惊的一幕出现在“捡柴”那场，“蒙君子致殷勤”的〔西皮原板〕刚一开口，台下竟跟着哼起一片。黄派唱腔在工人师傅中居然喜欢到耳熟能详、如醉如痴的程度，我算亲眼得见了。在没戏的时候，父亲带我们到外面去吃饭，看上海滑稽戏(嫂子还带我去听苏州评弹，不想吴声细语竟成了我的催眠曲)。一次，宾朋心血来潮，让我学唱父亲的唱腔，我说我没有小嗓，大家就起哄让我用大嗓唱，我只好把跟着唱片上学的《春秋配》的唱段唱了下来，大家哗然。我偷看一旁父亲的表情，笑不是嗔不是，大概是在吃惊这不肖子竟敢如此肆意糟践自己辛苦创造的黄派艺术吧。
一次我天真地问父亲：“当年您在学戏时最迷谁？”不想父亲脱口就说出一个名字：“程砚秋。”我当时确实不大理解，也不及深问。很晚了，才有所悟。程砚秋先生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频创新腔，风靡菊坛，为丰富旦角声腔艺术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父亲作为陈老夫子的亲传弟子，继承了正工青衣的衣钵，欲求有所突破，程派新腔正给他提供了最好的借鉴。听行家分析，有一些黄派唱腔是程派唱腔的改头换面，我是深信不疑的，并不认为是对黄派唱腔的贬损。声腔艺术本来就是在传承、借鉴中逐渐丰富起来的；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也属正常现象，父亲不是就鼓励自己的弟子兼学别家吗？同样，我对下面的传说也深信不疑：当年每当父亲到园子听程先生的戏，后台管事的必会提醒程先生；“黄老五又来听戏了。”而程先生也就会嘱咐场面：“那就还照原样吧。”意即不上新腔。这也不能认为是程先生保守，试想，如果自己精心琢磨出来的新腔以黄氏那清亮的嗓子唱出，岂不可以更胜出一筹吗？
总之，这是我所见到的父亲度过的最开心的一个暑期。最后，南开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转寄过来，我兴冲冲地赶回北京家中。
七
就读南开大学中文系，一年级时，华粹深教授开设了一门“中国人民口头创作”课（今天或称之为“民间文学”，或更时髦一些可称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时是全国第一份，在大学讲堂上可谓开风气之先的新课程。讲到戏曲，讲到京剧，在分析了“四大名旦”之后，华师讲道：“在‘四大名旦’之外，不能不提到‘南黄北于’，黄指黄桂秋，于指于连泉，即筱翠花。于连泉是富连成社出身，跷功、刀马，无人能敌；黄桂秋虽享名上海，但不属‘海派’，得老夫子陈德霖真传，是正工青衣，曾被梅兰芳誉为‘青衣首席’。”在课堂上听到讲父亲，我心中怦怦直跳，一字不落地飞速记下这一段笔记。这时入学不久，老师、同学还不知道我是黄桂秋之子。华先生是全国知名的戏曲教育家，解放前曾在焦菊隐主持的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任教，解放后调到南开大学，兼任天津戏校的副校长，以其权威性，在大学讲坛上做此论断，闻之有种意外的惊喜，当然，这也由自我对黄派艺术的无知。后来，跟先生熟了，先生进一步告诉我：“你父亲是票友下海，还在他走票的时候我就听过他的戏，那是口袋胡同的‘和声票社’，水牌上写的艺名是‘清漪客’。”五年后，本科毕业，华先生又做了我的研究生导师，给我辅导宋元文学(毕业论文则专攻元曲)；并请他的挚友许政扬先生于病中专为我开宋元语词课。华、许二师让我终身受益，那是后话了。
八
1960年是父亲倒霉的一年。秋声京剧团解散，父亲调到上海新民京剧团，也曾北上京津演出。在天津演出于南市长城戏院，我买了票去看《别宫祭江》，依旧的满台一水儿的雪白行头(即所谓“白全堂”，是为刘备戴孝)，依旧的嗓音响堂(那时还不兴什么身藏“小喇叭”)，依旧能听到老戏迷的议论(说什么有二三十年没听过了云云)，但是父亲的老态已经显露出来了，或念或唱，极力提气的动作清楚可见，这虽是其多年肺叶萎缩所致，但在我听起来是很揪心的。父亲让我第二天到后台去找他，交给我一个装得鼓鼓的墨绿色大包，说这是团里为上山下乡发给每个人的双肩背包，我背不动，也用不着，你拿走吧。驮回学校一看，满都是衬衫、西裤，足够我今后若干年穿用的了。
九
1962年，父亲被吸收进上海京剧院。是年秋，旧地重游，巡回演出于青岛、烟台、武汉、南京，备受当地观众的欢迎。大概领导认为年近花甲的老艺人尚有其号召力，决定在上海天蟾舞台举办由父亲领衔的黄派剧目演出周。父亲在其晚年写的《浮生琐记》中，不无欣慰地写下自己的感慨：“其轰动盛况为余解放以来向无前例之奇迹，观众之爱戴，识曲(者)之拥护，标志着四十年丰收之硕果，证实着四十年钻研之成就。”实际上，这次演出成了父亲艺术生涯的精彩谢幕。
就在父亲退休的1965年，母亲也因患脑血栓而瘫痪在床，虽然凭着坚强的毅力，苦心锻练，两年后已行动自如，但病魔仍把母亲挡在了1969年。那时，他老人家亲手拉扯大的三个外孙都上山下乡去了，三个儿子也都不在身边(1965年我毕业分配到中国剧协，这一年9月底也去了五七干校，老人家扶着拐杖，坚持把我送到南官园胡同口)，身边只留下还在上班的大姐相伴。就在那个寒冷的冬季，老人孤凄地撒手人寰，终年仅64岁。母亲15岁那年与同龄的父亲结发为妻，以其端庄贤慧闻于亲朋乡里，尽心尽力服侍公婆而外，又育有三子三女，大我三岁的四姐阿莲，小我四岁的小妹志齐，都在八九岁上患臌症而夭折(小妹去世时解放军已兵临北京城下)；而三哥克俭则在1981年牺牲在上海宝钢建设工地，时年51岁。子女的成长耗尽了母亲毕生心血，母亲无愧于这个家，无愧于父亲。我们子女更永记母亲的慈祥与敦厚。
十
因为父亲退休在“文革”前，所以“文革”中除了行头之类的身外之物“遭劫在数”外，于人身并没有受太大的磨难，只是蜗居于亭子间；至于当年煌煌壮观号称“秋荫集”的客厅则由造反派“当家作主”了。我每出差过上海都去看他，带些美食请他品尝。1978年，上海是个酷热难耐的天道，趁出差之便，我把已经六岁的儿子铮铮放在他身边。据继母说，父亲已经病危过两次，每次都是半瓶野山参粉末抢救过来。那时虽已搬回客厅居住，但病体衰微，每日起床后就倒在躺椅上枯坐，闭目养神。见了孙子，自然很高兴，据说第二天就让继母带着他去吃烤鸭、买衣物、逛公园、拍照片，还用我带去的“字号儿”测验孙子认的字，颇得含饴弄孙之乐，很是开心了几天。可我问孩子对爷爷的印象，他却说：“爷爷从躺椅上起来，仰着脖子用嗓子打嘟噜，好响呵!”我知道平素父亲喊嗓子即是如此，偏偏于弥留之际的最后一嗓子让孙子听到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难道是冥冥中还在呼唤着当年的舞台风采吗？
三个月后，1978年9月11日，一代名伶驾鹤西归，春秋七十有三。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