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鸦片战争开始，清政府的闭关锁国被打破，大量的西方文化涌入中国。本文结合自明末起始的“西学东渐”，围绕着晚清至民国时期的社会音乐现象，阐述西方音乐的传入对中国音乐的影响。
【关键词】西乐东渐；学堂乐歌；影响
引言
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清王朝走向了风雨飘摇的统治时期，而中国的封建社会也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挑战。在后来的近百年间，中国走向了一个耻辱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都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思想届、文化届的蜕变。单从社会变革而言，先后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阶段。资产阶级新文化与封建阶级旧文化之间的斗争也日益激化，“学科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等等都浮上水面。甚至有学者讲：“自鸦片战争之后，我们的音乐步入了一个西乐东渐的时代。”本文就尝试通过以学堂乐歌等音乐现象入手，探寻西方音乐的传入，对该时期以至近当代中国音乐发展的影响。
一、晚清至民国时期，西方音乐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的结果
对于西洋音乐这一范畴，在诸多的研究中，更多的倾向是指欧洲版图，而对于美洲等于18世纪中后期发展的国家并未概括进来。而西洋音乐内容的界定，更多的指向是瞄准了宗教音乐，因为自西方中世纪以来，西方音乐的核心一直围绕着教会音乐的发展而逐步辉煌。但纵观华夏历史，不难发现，西洋音乐的传入，并不是由于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闭关锁国，而一下涌入中国的。早在公元前964年先后，周穆王就曾在今阿富汗境内举办音乐会，并在归国途中，带回了一位名叫偃师的艺人。如果说这还只是中东地区的话，那汉唐时期，伴随着丝绸之路、玄奘引佛教经文入中土，都在与西方的音乐文化进行交流。而距清朝统治时间最近的，明朝万历年间，欧洲传教士利玛窦游历中国。他所书写的《利玛窦中国札记》更被戏称为侵略中国指南书，但我们要注意的是，他为中国传播了大量来自西方的学识，诸如天文学、地理等学科，而其本人也是将天主教传向中国的开拓者之一。而在清朝统治前期，诸如传德籍教士汤若望介绍西方古钢琴的构造原理和演奏方法，康熙年间传教士徐日升、德里格传入了一定的欧洲乐谱和乐理知识，甚至在乾隆年间，宫廷中上演过意大利歌剧并使用西洋乐器伴奏。
西方音乐向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过程或是文化侵略，而是沿袭着历史的惯性，文化交融的一个综合社会现象。在古代中国的传入既不广泛，对我国的社会音乐生活也没有产生多少实际的影响，因此很难影响历史久远的传统音乐。鸦片战争为西方音乐文化的快速传入提供了条件。这一时期，西方音乐文化随着基督教会、出国留学人员、新式军乐队等不断传入，深入到中国各阶层人们的音乐生活中。
（一）基督教音乐的传入
基督教的传教活动自然离不开宗教歌咏音乐，因此，编译赞美诗成为到中国来的传教士的任务之一。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就有一些西方传教士偷偷来到中国沿海城市进行秘密传教活动，并开办了不太正规的学校。而在鸦片战争后，大量的教会人士走向中国，传播教义是他们的义务，语言就成了西方教会在中国发展的一大障碍。就如同历史上变文的出现一样，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投入到了编译教义、编印中英文詩集的工作中，这些也导致翻译各种基督教宗教歌曲的结果。于是，中国化的宗教歌咏，伴随这基督教的传教活动，而印染到了中国的大部分省市。中国人最早是通过西方基督教音乐了解西方音乐的，其次是西式军乐，两者同为西乐东传的渠道，但就中国人的接受状况来说，前者是被动的，后者则是中国人主动的选择。中国引进西洋军乐队，与洋务运动以“自强”为标榜的活动密不可分的，尤其与洋务派优先考虑的“强兵”直接相关。新式军乐队迎合着中国近代社会自强、尚武思潮的发展而在全社会普及，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
（二）出国留学人员对西方音乐的介绍
晚清到民国初期，一些中国人走出国门，真正接触到原汁原味的西方音乐时，其所受到的感染可想而知。传入中国的西方音乐文化包罗万象，包括乐器、乐理、音乐体裁、音乐形式、音乐教育以及音乐思想等各个层面的内容。在整个社会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大背景下，初次接触西方音乐的中国人最为关注的其中器物层面的内容。
人们首先感到好奇的是与中国不同的乐器。1867年，王韬在去往英国的途中，在船上邂逅了“日耳曼男女乐工”，他也记叙了相似的情况：“所持乐器，形制诡异，不可名状”[2]。张德彝曾8次赴海外，因此对西洋乐器描写很细微，如“若勺形，长又五尺，约数弦”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琉特琴、“置于项上而拽之”的“洋笳”（小提琴）、“圈圆如设置盘”的“喇叭”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圆号[3]。尽管这些记载不是很具体、准确，但这毕竟是中国人较早对西方乐器较为全面的直接描述。
从以上种种对西洋乐器的描述中，不难看出国人被西洋音乐所动，但是这种打动，并不代表国人对西洋音乐内涵的真正理解。初次接触西洋音乐的中国人还是常以中国的音乐作品和审美观念作为参照，试图以此来理解陌生的西方音乐。张德彝在听日耳曼女乐手弹奏琉特琴时描述道：“轻拨慢抚，声音错杂可听，后则抹而复挑，大弦嘈嘈，小弦切切，雅有浔阳琵琶之趣”[3]。国人似乎总是将陌生的西洋音乐纳入原先的审美心理中，用已有的音乐审美来理解对于他们来说全新的音乐。
虽然这种鉴赏方式有助于感受音乐，但也难免产生对异国文化的误读现象，将其音乐认为酷似某种中国音乐，也会影响对西方音乐深层的把握和理解。尽管如此，在音乐欣赏中，鉴赏者这种主观的联想和想象，是在允许范围之内的。
（三）新式军乐队
中国西式军乐队的建立是随着清政府聘用西方人为军事教官、借鉴西方军队训练方法、采用西方军队编制组建新式军队开始的。作为新式军队编制的部分，中国正规的西式军乐队应运而生。“编制新军”、“改革军制”是清政府稳定统治的措施之一，吸收西洋和日本的练兵方法，聘请外国教官训练军队。袁世凯、张之洞是编练新军的主要代表人物。
二、学堂乐歌时代
直至20世纪90年代，依然有学者在云南地区发现祖辈相传的、演唱四部合唱基督教歌曲的传统，也由此对基督教圣咏歌唱在我国群众中的影响窥一斑而见全豹。
鸦片战争最直接的现象即欧洲列强军队的军事侵略，清政府在军事上的接连失利导致了社会的一些现象：统治阶层内部的调整，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1862年，在北京设立专门培养翻译翻译人员的“同文馆”，这是清代最早的“洋务学堂”（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1875年，建议在各省设立洋学堂；创立科举考试中“洋务进取”一项。直接导致新制学堂的发展。在被统治阶层，由于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不堪重负，于1851年爆发金田起义而后建立了长达十余年统治的太平天国，由于其领导人洪秀全曾信仰基督教，其前身名为“拜上帝会”。为了镇压这一起义，清政府投入了大量的物力、人力进行武力镇压。上述的这些现象，促使了学堂乐歌的出现和发展。
学堂乐歌是在西方及日本近代新式教育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它最大范围地将西方音乐传入中国，并因此奠定了中国近代新音乐的基础，从它开始，向西方学习成为音乐界的共识。
学堂乐歌的创作主要是根据现成的歌调填以新词而编成，曲调大多选自日本和欧美歌调，以中国传统曲调填词的乐歌为数不多，自创曲则更少。这可能与我国过去对诗、词、曲等可咏唱的作品的创作方式就是根据现成的歌调、曲牌填以新词有关，同时也与当时从事学堂乐歌编写的人懂得专业作曲技术的极少有关。
学堂乐歌的歌词内容主要反映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爱国思想、宣传女子自强、男女平等的女权思想、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学习科学文明的思想以及许多专门向少年儿童进行思想和知识教育的歌曲。学堂乐歌的创作，处于中国近代音乐文化的起步阶段，是许多严肃的学者努力探索的结果，并深受维新运动和维新思想的影响。同其他方面向西方学习一样，在音乐创作上也大胆吸取。只要认为有用，均可“拿来”。
当时中小学教科书中，大多数还带有五线谱和简谱的介绍，并附有简单的基础乐理知识，对风琴和钢琴的弹奏也有初浅的介绍。因此学堂乐歌在思想启蒙方面对当时的青少年儿童以深刻的影响，推动了我国中小学普通音乐教育的发展，为以后中国现代新音乐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诸如张之洞于1881年在山西所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曾聘请日本教习为之开设音乐课，而当时的诸多女塾中也都陆续开设了“琴科”、唱歌课等音乐课程。
三、西化的中国音乐构架
在西方列强通过军事、政治等手段，对中国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侵略的同时，晚清政府尝试通过洋务运动，以求自保、自强，这间接的影响到了之后民国时期的社会发展。基于清政府的要求，当时的诸多学者都有留洋的经历，或东洋，或西洋，在其“海归”后，都多少的为中国带来了海外的诸多领域的理念。一场寂静的社会变革在悄然进行。
在社会教育方面，自晚清末年至民国初年，私塾科举的教育模式在逐步的废除，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框架“经、史、子、集”完全被打破，许多传统的学术受到西学的冲击，有的逐渐没落，有的吸收西方学术而加以改进，到民国时期，整个西方式的学术体系架构大致成型。之前中国音乐教育单一强调雅乐正声、“非礼勿听”的审美模式在这一时期被打破，简谱、线谱伴随着新式学堂音乐课程的传授，在中国的教育方面，开始逐步普及。而其曲调，也大部分的采用了海外的曲调。
伴随着西方音乐的传入，国内的诸多学者形成了留学的习惯，同时也有大量的学者开始了翻译西方书籍的工作。这一惯性，一直影响到了当代的音乐发展。不难发现，当代专业音乐教育的理论研究体系和西方的教育模式有着莫大的渊源。如上音创始人蔡元培先生提出要引进西方的乐器、乐谱和音乐理论，与中国传统音乐和传统音乐理论相比较，取长补短，改进中国傳统音乐，为世界音乐事业的发展做贡献。而当代的音乐教育体制正是建立在西方的理论构架之上的。
四、中国音乐发展与西方音乐传入的关系
由于西方音乐教育体制、音乐形式等内容的传入，中国的音乐发展吸取了更多的科学元素。在记谱法方面，伴随着学堂乐歌的发展，线谱、简谱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为中国传统音乐的记录、留存提供了技术可能性，从而为今天的音乐研究提供了物质基础。
随着课堂传授模式的形成，中国传统音乐口传心授的形式也慢慢的淡化，而被科学教育所取代。为中国近当代音乐教育的专业化、科学化、规模化提供铺平了前进的道路。
同时，军乐队和军歌的发展，也为日后的抗日、解放战争中优良的革命歌曲奠定了素材基础。在后来的诸如冼星海、聂耳等作曲家的创作中，摆脱了西方乃至海外音乐素材的桎梏，利用中国本土的音乐素材，结合西方的作曲手法，先后创作了大量的优秀艺术歌曲和音乐作品。
等等等等的实例，举不胜举。可以见得，中国近当代音乐在西方音乐传入中国的影响下，健康发展，依托于西方的理论基础，又不拘泥于西方的创作素材，一方面改良了中国原有的音乐教育、传播、排演的构架，另一方面也大胆革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音乐研究体系和学科。可以说，正是西方音乐的传入，为中国的音乐发展带来了体系化，正是中国音乐家的不懈努力，不但未让中国音乐沦落在西方音乐的影子之下，反而在西方音乐的结构之上，缔结了属于广大中国劳动人民的辉煌果实。优秀的中国器乐、艺术歌曲等作品的大量出现，传统乐种的传承保留，中西结合的民族交响音乐等音乐新形式的出现，都可谓中国音乐特性与西方音乐体系融合的见证。
总之，晚清到民国初期，西方音乐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基督教音乐的传入，丰富了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知识，。学堂乐歌为西方各类音乐的陆续传入又开辟了道路，在它的影响下，西方音乐的旋律、和声、音阶、对位法、交响乐等形式在我国全面传播开来。因此，学堂乐歌在我国的音乐发展中，尤其是在音乐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所以说，正因为西方音乐的传入，中国古代音乐才会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并加快了向现代化音乐前进的步伐。从此中国音乐的面貌焕然一新。
参考文献
[1]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M].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2002,10(第3版).
[2]秦太明.学堂乐歌:新音乐的启蒙[J].艺术百家,2006(3).
[3]冯长春.20世纪上半叶中国音乐思潮研究[C].中国艺术研究院.
[4]陈聆群.洋务人士笔下的西方音乐[J].音乐艺术,2001(04).
[5]孙继南,周柱铨编.中国音乐通史简编[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
作者简介：
张雅（1980－），女，河南镇平人，硕士，助教，主要从事音乐教育专业研究。
邹伟（1982－），女，河南南阳人，硕士，助教，主要从事音乐教育专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