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礼珍，扬州末代盐商汪氏家族第四代长女，扬州著名香粉商号谢馥春家族第五代媳妇。以下是汪礼珍口述的家族的故事。 20岁生日 我总觉得，我一辈子最开心、最风光的就是我20岁生日这一天，1938年农历6月21号。这也是我们汪氏家族在扬州风光的最后时刻。
前一天晚上，我激动得睡不着，早上六点钟就起来了。我老早就知道父亲要给我办个大聚会。我是汪家的长女，又和谢家儿子订了婚，这算是我在家里过的最后一个大生日。再加上谢家在扬州也是名门，家里就借这个机会大办，拉拢一些达官贵人和名流，这算是一个交际场合。这个时候，是我们汪家家业最大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看到他们做完生意愁眉苦脸回来。每年腊月二十三敬神，也都是红红火火的。
那天我挑了两件衣服穿。那时候的大场合都是这样，门口迎宾的时候穿一套，敬酒的时候穿一套，就和现在的新娘子一样。我皮箱里的衣服有100件，单的、皮的、夹棉的。我最喜欢的是旗袍。我喜欢青莲色和红色，就挑了一件白底红花的旗袍，还有一件圆点麻绸旗袍，青莲色的，就是现在说的浅紫色。爸爸妈妈送我的生日礼物就是是一枚胸针，上嵌一块蓝宝石，周围是一圈小钻。四个月后，日本人打来，这个胸针和其他好多东西就放在家里的藏宝洞里，最后还是被抢走了。
那时候，自己什么感觉呢，好像只知道快乐……快乐，真是快乐，无忧无虑，不知道忧愁。当时真是不知道什么是忧愁，什么是贫苦。真是不知道。
逃难
我们汪家来扬州，一开始就是逃难来的。老家在安徽，十九世纪初的时候是当地服装八大商之一。太平天国的时候，曾祖父逃难来的扬州。我的祖父汪竹铭是汪家惟一的传人，后来他买下上海典当大亨张振东创立的乙和祥盐号。在行盐招标中，他拿到了江宁、浦口、六合的食盐专卖权，乙和祥是当时扬州七大盐商中的佼佼者。
我的大伯父汪泰阶管盐号的经销，二伯父汪泰麟管盐号的内务。我父亲汪泰科排行第三，负责祖传的皮货业，店开在南京的三山街。这个店很有名，很多达官贵人都来光顾。“文革”的时候我家里还有一个貂皮领子，8000块，可是以前宋美龄来买的皮货比这个好多了。我的四叔汪泰第是扬州中国银行的行长，他娶了扬州银行行长的女儿，这样不但他自己能够进入银行业，我们家族也能够进入资本市场。后来他们也在上海做金融和房地产的生意，这样多种经营，我们一家大小后来逃难到上海之后也衣食无忧。
到了10月份，扬州快要沦陷了，天天有人吹牛角号，听得人很紧张。我们叫佣人去打听，说要来了要来了。后来我们家里开会议，分几路走。我虽然还没有过门，但是已经算是谢家的人了，家里要代谢家照顾好我，所以第一批走，去兴化。比较有钱的人都去兴化，因为兴化可以坐船去连云港，然后从连云港可以去上海。
早上七八点钟就出发了，一共六七个人，坐了四五辆黄包车到东关古渡。一路上，城里人不多，但是人心惶惶，大家交头接耳。天气已经冷了，换上了薄绒布的衣裳。大家带的衣服不多，但是都带了金器。我带了一条很长的金链子，栓在裤带上，还有一个镯子、几个戒指、一本《红楼梦》。
我父亲和二伯父留守扬州。其实在我生日之前几个月，父亲在南京的生意就不行了，货就被日本人抢走了，店也被日本人炸了。所以我父亲死的早，他基本上一生的经营就是毁于日本人。
上海的生活
我父亲是典型的商人形象，矮矮胖胖，看起来很忠厚。他做生意很辛苦，经常到张家口那边去办皮货。我记忆中，他很少回来过春节，总是敬过灶老爷之后就走了，跟店里的同仁一起过年。
皮货店倒闭，对我父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皮货店倒了，我们自己家里的钱也不多了。他是沉默的人。他不开口，不肯说。可能很多事情他也不敢告诉我母亲，因为我母亲那时候身体已经不好了。五姊妹里面我最大，离开扬州之前，他就跟我说：我一生完了。那个时候，我还不晓得后面的日子会有多么痛苦。
我们到上海以后没有房子，住在大中华饭店，是我大哥在美国的一个同学开的饭店。一个月以后，在卢湾区合肥路572号找了一栋三楼三底的房子，我们这房住三楼。我在上海最好的享受就是每天晚上去四马路听王少堂说书。我四叔在那里包了房间，我们每天晚上坐汽车去听书，每天两个小时，听了整整一个月。汽车是四叔到上海以后买的，车号是11008。
在上海发生了一件事情：四叔被杀了。抗战的时候，我四叔来上海，负责扬州中国银行驻上海公理处。到了1942年，有黑道出面，逼他迁银行去陪都重庆，蒋介石不是就在重庆嘛。可是他不愿意，他说做生意就是做生意，我不要和政治扯上关系。
那时候他每天都去大中华饭店，习惯一天换一套西装。有小瘪三在饭店门口堵他，但是没经验，等了二十多天也认不出谁是汪泰第。有一天，有人叫了一声汪泰第，他回了一下头，就马上被绑上车了。也是天意，车子从霞飞路开到赫德路、汶林路交界的地方（现在的常德路、宛平路），抛锚了。两个人在马路边修车，一个人拿枪对着他。那个地方是法租界，正好有法国巡警，他手下两个安南（印度巡警）巡逻过来。我叔父就喊救命，那人一枪打下去，他就死了。电话打到家里，是我接的，我和四婶赶到广慈医院，人已经救不回了。我四叔死了以后，家族的资金运转方面受了相当大的影响。
后来，家里再也没有什么人做生意了。我的大弟弟在复旦读书的时候参加了地下党，后来我的弟弟妹妹也都去革命了。再后来，解放了，潮流已经变了。我丈夫家里公私合营，我去考试做老师，再没有人想到要做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