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氏两兄弟院士:汪德昭、汪德熙

说起新浪网曾经的CEO(首席执行官)汪延,似乎无人不知。但很少有人知晓,他的爷爷是著名物理学家汪德昭。在兄弟几人中,老大汪德耀是著名的生物学家,老二汪德昭是公认的中国国防水声事业的开创者,中科院院士;老三汪德熙也是中科院院士,而且还是中国著名的高分子化学家、核化学化工事业主要奠基人之一。

汪氏家族良好的启蒙教育

汪德耀、汪德昭、汪德熙三兄弟是我国现代杰出的科学家,其中汪德昭、汪德熙都是中科院院士。

汪氏家族具有非常浓郁的文化传统,崇尚读书,喜爱学习。汪氏三兄弟的祖籍是安徽省安庆,后辗转落户连云港板浦镇。汪氏三兄弟的祖父汪心培是板浦镇的杂货店老板。汪心培有两个儿子,长子是举人,次子是秀才。次子汪寿序正是汪氏三兄弟的父亲。汪寿序,号雁秋,人很聪敏,也很清高。他中了秀才之后,改习新学,离开板浦到省城南京,进入两江师范学堂学习。汪寿序崇尚民以食为天,喜欢农业,选择了博物科,是个勤奋好学的高材生。

1912年,汪寿序携妻子和两个儿子汪德耀、汪德昭到北京,任国民政府农林部主事。1913年,汪德熙在北京出生。汪寿序还有一子汪德宣,排行第四,先学生物,后来经商。汪氏四兄弟一直在北京师大附小、附中、北京师大就读,接受了当时国内最好的基础教育。

汪德昭:水声事业奠基人之一

汪德昭在家中排行第二,其长兄汪德耀是生物细胞学家,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曾任厦门大学校长、教授。他对汪德昭早年树立爱国思想及赴法留学的影响颇大。

1931年,法国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朗之万到中国讲学,内容是当时最“时尚”的相对论和超声波。这个演讲深深吸引了汪德昭。为了到法国去求学、拜朗之万为师,他不惜和心爱的妻子作新婚别。在法国,他和朗之万等共同创立了“朗之万-汪德昭-布里加”定律,获法国科学院大奖“虞格奖”,从此身列世界著名科学家之列。

1956年,应周恩来之请,汪德昭毅然带着全家,回到了他日夜思念的祖国。回国之后,汪德昭先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员兼室主任,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器材局局长。

1957年,汪德昭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8年,经聂荣臻元帅亲自提名,由汪德昭出任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开始筹建中国国防水声学的研究工作。当时,发展国防水声学,建立起中国的水下万里长城———反潜探测系统,对中国是极为重要、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考虑到这一点,汪德昭毅然接受任务,挑起重担。1964年,声学研究所正式成立,他一直担任所长或名誉所长。

在60多年的科学生涯中,汪德昭在水声学科研和中国水声学科研队伍建设上的成就,引起世界关注。鉴于其杰出成就,他被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知名科学家”小组成员,成为唯一的中国组员。面对成就,汪德昭并不满足,他一再对大家说道:“我们不应满足于做国际水声队伍大合唱的一名队员,我们应做国际水声队伍的领唱者。”

汪德昭生性幽默。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讨论声学和海洋研究的关系时,汪德昭打了一个比方,他说:“法国人认为,红葡萄酒与奶酪是世上最美满的婚姻。声学家配上海洋学家,也是美满的一对。”话音一落,掌声和笑声顿起,知情人心里都清楚,汪德昭所说的“声学家”则是他的另一半。她叫李惠年,是一位歌唱家、声乐教育家,但又通晓生物学。

说起来,这夫妻二人对中国音乐还有一份不可磨灭的贡献,汪德昭本人就有很深的音乐造诣,他会拉小提琴。著名指挥大师李德伦在回忆录中曾提到,当年影响他走上音乐道路的,正是汪德昭和李惠年。

1998年12月28日,汪德昭逝世。2007年10月,李惠年逝世。

汪德熙:核化学化工事业奠基人之一

1929年,汪德熙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师大附中。化学和历史是他最喜爱的两门课,对化学的浓厚兴趣引领着他走上了化工研究的道路,并为之矢志不渝。而学历史时,自鸦片战争以来,国土沦丧,军阀混战,“学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再也没笑过”。这样沉重的话语,出自中学时代的汪德熙口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从此烙刻在他的心头,汪德熙将个人奋斗目标和国家兴亡紧紧连在了一起。1931年,汪德熙考上清华大学化学系。

1938年,抗战处于艰难时期,八路军急需枪支弹药,在这种条件下,抗日军民被逼出了“地雷战”这种方法。可是在当时,一没人会造地雷,二缺少造地雷的器材、原料。这时,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想到了科学家。同年,任中国大学化学系讲师的汪德熙与其他数百名北平的知识分子一起,在物理学家叶企孙的组织下离开敌占区,到达了冀中抗日根据地。汪德熙去冀中是瞒着家人的,他自称去天津教书。在此之前,叶企孙亲自从天津到北平找到时年25岁的汪德熙,动员他去冀中根据地帮助解决氯酸钾炸药的难题。

恩师亲自登门,所为又是抗日大义,汪德熙当即就答应了。为了能进入根据地,他还化装成了传教士。到了根据地,汪德熙担任了冀中军区供给部化工技术工作的负责人。在汪德熙、熊大缜和众多爱国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冀中根据地的炸药厂不断壮大,到后来竟然建成了两座拥有2000多名工人,能制造大批量地雷、手榴弹、复装子弹、投弹简单,能修理各种机械的大型兵工厂。

1938年9月的一个夜晚,汪德熙亲自带游击队员在保定以南第一次实验了新式炸药,当场成功炸毁日军军火列车一列。此后,这种炸药不但經常在日军铁路线上炸响,而且还装进了地雷、手榴弹、炸药包……成了八路军最有威力和杀伤力的“重火力”。

1941年,汪德熙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系读研究生,还进行用连续电解法将葡萄糖还原为甘油代用品辛六醇的研究,并在1946年获科学博士学位。

1947年回国后,汪德熙先后任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教授。在此期间,作为一名优秀的高分子化学家,他研制成功用邻苯三酚和糠醛合成热固性塑料和不饱和聚酯,并用来制成玻璃钢小汽车壳体,属国际首创。

1956年,他被邀请参加全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工作,主持《稀有金属》《钛冶金》两个专题规划的编写。由于预见性强、水平高,受到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他用邻苯三酚和糠醛聚酯制备塑料,取得了国际首创性科技成果。

如果没有国家第二机械工业部的一纸调令,这位视化工专业为终身兴趣与职业的专家会在化工科研与教学的领域里穷其一生。可自1960年下半年开始,化工专家汪德熙朝着核化工专家转变。

1960年冬季的一天,二机部部长宋任穷询问汪德熙的意见:“国家发展核事业很需要人才,现在把你这个搞化学的调来,不知你有什么想法?”尽管一时割舍不下化工科研的情缘,汪德熙还是说出了“我愿意”3个字。这句庄严的承诺,从此将他的后半生与祖国的核事业紧紧连在一起。汪德熙被调到中国原子能研究所,后历任副所长和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副院长,领导和组织了一系列国防科研项目。

汪德熙先后承担了核武器引爆装置点火中子源研制、放射性三废处理等科研项目,3项科研成果均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他在原子能事业发展中,最突出的贡献是在核燃料后处理方面。他积极支持将原来根据苏联资料设计的沉淀法工艺流程改为萃取法,并提出在萃取过程中,溶剂辐射分解造成的乳化可能是一个关键性技术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对采用萃取法有着重要的作用。

1968年1月,按萃取法流程设计的后处理中间工厂投产一次成功,及时为核武器提供了首批钚装料,为后处理工厂节省投资3.6亿元,更使我国核燃料后处理工艺大大地朝前跨进了一步。

由于汪德熙在核化工领域成就卓著,1980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1999年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奖进步奖。2006年8月,汪德熙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摘自《中华英才》,《中国科学报》2014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