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新诗”辨
汉语新诗，一般认为是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白话诗”。以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刘大白、康白情、俞平伯、郭沫若等为代表。“白话诗”运动，是“白话文运动”的先声和重要组成部分。最早出版的诗集是胡适的《尝试集》，其中著名的《蝴蝶》等八首诗，发表于1917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但本文认为，对汉语新诗诗意生成的语言逻辑结构“影响”最大的诗集，是郭沫若的《女神》。《女神》收录郭氏1919年至1921年间的诗作，共五十七首。代表作有《凤凰涅槃》《女神之再生》等。这里说的影响，是“诗意母语的陷落”：一种现代汉语诗歌诗意生成系统的语言结构。
“白话诗”这一概念，已成眾说。沿用这个概念，未尝不可。至于有使用“现代诗”的，肯定不妥。因为“现代诗”，已然是“现代主义诗歌”的简称，而所谓“白话诗”，与“现代主义”创作方法，是没有关系的。不过，本人仍然觉得，用“白话诗”不如用“汉语新诗”准确。理由是，并不存在纯粹的“白话诗”这种东西。诗人（歌者）一旦使用语言为诗，白话语言（包括方言），就脱离了世俗使用中的白话，而成为诗的语言——无论口头吟诵，还是书写，概莫能外。况且，自古以来，以“白话”吟诵、创作诗的风尚，从未间断过。从正统的文学史文学来看，《诗经》的“风”，汉乐府民歌，元白诗派的新民歌等，都是“白话诗”;从民间传诵或写作来看，民间文学的歌谣，亦从未断弦，比如张打油（张孜）的《雪诗》（“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等，可谓激活诗意创造力的卓越典范。
胡适也说：“在这两千年当中，所有一般大文学家，没有一个不受了白话文学之影响，乐府是其一例，今日看一看乐府，尽都是用白话体裁写出，那般创造文学的大文学家，却没有一个不在模仿乐府。唐朝的集子，头一部就是乐府，乐府是白话，学乐府就是学白话，其结果所以都近乎白话，唐朝的诗，宋朝的词，所以好懂。所以就很通行，《唐诗三百首》，其中所载，大半是白话或近乎白话。后有以为作诗有一定格律，字句之长短，平仄声均有一定公式，嫌太拘束，故改之为句之长短不定的词，词之作法，也有一定，又生出一种曲来，这种曲子，是教给教坊歌妓们唱的，因为要他们了解，所以用白话，当时的一般文人学士，一方面作古文求功名骗政府，一方面巴结那般好看的女人，结歌妓们欢心，所以又要白话文学。”①
所谓“白话诗”，是一个不周圆的说法。从起源于《诗经》的“风、雅、颂，赋、比、兴”“六义”看，并没有“白话诗”这种诗体。采自民间歌谣的“风”，其表现手法，也是“赋、比、兴”杂糅并用的。
可是，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学，百年来，的确形成了一种与传统汉语诗意生发逻辑不同的语言逻辑，因此，我们可以将富有这种语言逻辑诗歌，称为汉语新诗。
诗，即诗意生发
要讲清楚汉语新诗，需讲诗和诗意生发的问题。
可以用很多命题的表达式来命名诗，所有的诗论著作，都试图回答“什么是诗”。可是，没有一个封闭性的、圆融的命题，一劳永逸地阐明了“诗”的概念。原因是，封闭性的逻辑语言表达式，没有这个描述或辨析的能力。这是语言自身的局限。本人创立的诗学（艺术哲学）方法论——语言漂移说，将使用一个开放的、生发的、漂移着的表达式，试图给“诗”一个说法。的确，为了满足学理语言表达的渴望，“诗”也需要一个说法。但不是制造一个高明的概念——概念，其一旦使用，就脱离了诗。语言漂移说给“诗”的说法：“诗，即诗意生发。”换一种说法：诗，是语言生发诗意的用法。（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意义即用法。）
诗、艺术、美，这些范畴的命名，都在抗拒概念系统。因为一旦对它们进行阐述，它们就默然离开了有生命气息的作品。
因此，“诗意生发”，是讨论诗歌的核心问题。除此之外，都是旁枝末节，或者说，都是语言无节制的扩张。“超自然”的概念扩张，是形而上学的途径，而非诗的生发之路。诗、艺术、美，从形而上学后退，从事物生发，在一个“形而中”的语言漂移“位点”上生发。
从语言漂移说这个方法看，诗意生发的路径如下图：
整个图，是一个语言的心灵结构，或者是心灵的语言结构。
“本在事象”，是语言对事物、事象命名的一个出发点。只是出发点，而不是所谓本质，也不是纯自然的材料（质料）。“本在事象”一旦成为语言，它就开始漂移，脱离了它自身的存在。“物”“本在事象”之类的出发点，是一种假设。“物自体”（自在之物）的存在，是不可知的。
语言搬不动自在之物。是故，心灵结构本身，也处于一个漂移的中间地带，可视为一堆语言漂移、生发、漂移、凝聚、漂移的梦幻泡影。这是语言和心灵结构依存的宿命。
大体而言，诗，生发诗意的过程，是朝着四个方向漂移的：意识形态、纯粹形式、直陈其事、修辞幻象。但有时候，诗意语言的漂移，是相互裹挟、渗透着，蕴藉而生的。
古往今来之诗，无论哪种流派，哪种写法，都可以视为以此四个漂移方向为主的诗意生发模式。当然，一种诗意的生发模式，不可能是单一的。因为，语词自身已经浸润着各种语义，各种音声形色的节奏、旋律，各种素材和自身言说的气息。讲清楚了这个问题，再来看传统汉语诗歌与汉语新诗之间的关系，就一目了然了。
当然，不同的诗学立场，对此图的解读可以不同。西方理性主义诗学，可以将“本在事象”解读为自然的、经验的“实在”或“质料”;东方正统的诗学家，可以将其解读为纯粹的“形—象”幻影。《金刚经》最后的四句偈吟诵：“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是最为悲智的东方思—想②。
形—象，正统汉语诗诗意生发的原点
汉语新诗区别于传统汉语诗的诗学核心问题，一般认为，是从文言诗（包括古诗和近体诗）向“白话诗”的转化，但本文必须指出，这种语言使用方式的转化，只是一种“文学革命”的语言策略，不是诗意生发的核心要素。就是说，问题不在于使用“白话”，还是文言，而在于诗意生发模式的转型，何以成为一种创作事实：传统汉语诗诗意的生发，与现代汉语诗诗意生发的方式有何区别？这是学术界从来没有讲清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