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位于南京市南郊的牛首山佛龛，现存5个，均为长方形平面圆拱形龛，大小共133尊像，题材有阿弥陀佛、弥勒佛、千佛、天王、弟子及供养人等，时代年限处在明代成化至嘉靖年间，另有梵文、藏文等题刻。牛首山佛龛造像及题刻，为我们提供了藏传佛教对汉地产生影响的珍贵实证资料。
关键词：南京；牛首山；明代；佛龛；调查；研究
中图分类号：K.8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4—0045—10
牛首山位于南京市南郊，在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与江宁区东善桥镇交界处，距中华门13km左右，自古就是一座名山。佛龛即分布在牛首山东峰兜率岩北崖离弘觉寺塔百米处的感应泉旁，地理位置为北纬31°54.8′，东经118°44.322′，海拔162m。
最早对牛首山佛龛进行调查的是朱偰先生，他在1936年出版的《金陵古迹图考》中作过简短的记录，但仅“壁镌大小石佛数十尊，间以梵文，作风古朴，为明以前物无疑”数语，附有图片1张[1]。此后，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有过一次更进一步的调查，结果公布在《江宁县概况》中，此调查第一次统计出五个佛龛内造像的总数目，确认了两个主像的尊格，辨识出弥勒龛造像题记及敕赐弘觉禅寺所属范围题刻的部分内容，但把三处藏文题刻误认为梵文，把明景泰元年的《题感应泉诗》误读为景泰六年[2]。1997年出版的《南京文物志》，在介绍牛首山摩崖石刻时，对壁面题刻的敕赐弘觉寺地契楷书文字进行了辨读，辨认出68字左右。并认为龛中存有环立武僧、打坐修士等题材，对《题感应泉诗》题刻做了测量，纠正了景泰六年的错误[3]。其后虽有不少著作提到牛首山佛龛①，但均是传抄而已，不出《南京文物志》调查所获的资料范围。
鉴于目前牛首山佛龛缺乏详细的考古调查与深入的基础研究，我们于2011年重新进行了调查，在实际考察的基础上对其题材、时代、意义等做了初步讨论。
一 调查概况
此处崖壁平面呈“几”字形，三面岩石，南北长11.5m，东西宽5.8—8m，中间围合成约77m2的平地空间，原存建筑早毁，现由今人铺砖墁地，十分平整。正壁遥对南方的祖堂山主峰献花岩。崖壁开龛5个，北壁3个，东壁2个，从西向东依次编号为K1—K5（图1、2）。K1、K2、K3分布在北壁，朝向为南偏东4°，K4、K5分布在东壁，朝向为南偏西80°。（图版28、29）。K1现存小像55尊，K2、K3、K5各存1尊像，K4现存小像75尊，大小共133尊②。另有弘觉寺田产题刻1处、弥勒造像记1处、“南无阿弥陀佛”题记2处、题感应泉诗1处、梵文六字真言1处、藏文题刻3处。
（一）窟龛内容
1.K1
位于北壁最西端，位置最高，龛底面距现地表333cm。长方形平面浅龛，底宽130cm、高310cm、深70cm，龛口顶部和侧壁残损（图3）。原浮雕小像9层，最下1层为立像，其上8层均为跏趺坐像（从下往上第6层西侧1尊立像除外）（图4，图版30）。K1前方的西壁上凿有一条宽11cm、深13cm的排水槽。
K1现残存小像55尊，正壁45尊，东壁10尊（见表1）。按从下向上的顺序分层，第1层均为立像，立于低坛上，正壁7尊，东壁3尊。正壁从西向东第1至第6尊，戴冠着履，面相瘦长，窄肩，身体细长，双手拱（或合十）于胸前，穿右衽交领大衣，袍袖宽大。其中第1、2、5立像下颌留有胡须，似为文臣装的供养人（图5—1、2，图版31）。第7尊，即正壁最东侧的1尊立像，头顶高冠，身着战袍，赤足，共8臂，个别手臂残损，中间2手合掌于胸前，其他各手持剑、杵，托举日、月等物，似应为阿修罗之类的护法神像（图5—3，图版32）。这7身像的高度约在52—54cm。东壁3尊立像，头毁，风化过甚，腰部以上已经残损不清，可见穿靴分别立于长方形低坛座上，两侧有向外撇的衣角，残高约48cm。从内向外第1身像双手拱于胸前，应为供养人像，与正壁第1层6尊立像的身份相同。第2、3两尊立像似为武士天王像。
东壁第2至5层小坐像，从残痕可见各有2身，但已经风化残甚，基本看不出原来风貌。第6、7层也应存2身，最外1身都已残毁不堪。第8、9层各存1身小坐像。
正壁小坐像，第2层存7身，第3层存9身，第4层存8身，第5层存5身，第6层存5身（其中有1身为立像），第7层存2身，第8、9层各存1身（图5—4）。正壁第6层最西侧为1尊稍大的立像，残高约54cm，似为武士天王打扮，细部已风化不清。
除了第1层10尊和第6层1尊为立像之外，其余44尊都是小坐像，高约25—30cm，都为跏趺坐，袒右肩大衣，施禅定印，头顶可辨肉髻（图版33）。K1内未见大的主像，为雕凿数量较多的群像，除了小化佛之外，还有天王、护法、供养人等，似是天王护持下千佛静修的场景。
2.K2
K2位于K1左侧，相距约120cm，长方形平面，圆拱形顶，宽165cm、深150cm，龛口高180cm、龛内高195cm（图3）。正壁雕凿1身坐佛，头饰顶严，高髻，双耳垂肩，面相清 ，弯眉毛，细目微闭下视，宽鼻梁较矮，大鼻头，双鼻孔，小口微撇，鼻翼两侧刻有八字纹，下巴刻有上弯弧形。圆柱体短颈，双圆肩耸起，胸前饰有3道下弯阴刻蚕纹。袒右肩，右肩覆偏衫，袈裟贴体，身躯略显板直僵硬。双手施禅定印，左手在下，右手在上，双拇指相对。全跏趺坐于仰覆莲座上，露双足，脚心朝上。莲座可见上下各7只莲瓣，莲瓣较宽肥，瓣头部饰阴刻如意云纹。佛像通高180cm，像坐高140cm、头宽34cm、头长40cm、肩宽60cm、双膝间宽114cm。左足长28cm、宽10cm，右足长27cm、宽8cm。仰覆莲座高40cm、宽30cm、长135cm（图6，图版34）。
K2顶部与侧壁残留白灰泥覆层，泥上发现有墨书题记。正壁佛像左右两侧各存1处题刻，龛的东西两壁各存1处题刻，共有5处题记。对此编号情况如下，正壁佛像西侧题刻编号为K2T1，东侧题刻编号为K2T2，西壁题刻编号为K2T3，东壁题刻编号为K2T4，墨书题记编号为K2T5。
K2T1：位于正壁西侧，在长55cm、宽27cm的长方形范围内，楷书竖刻，大概可辨3行，字径约3×4cm。可辨认的字有：“□□山大众前堂觉禅□□□/钦依弘觉住持智远□□/□山供养□圣智□□……”
K2T2：位于正壁东侧，在长54cm、宽26cm的长方形磨光平面内，楷书竖刻4行，字径约3×3.5cm。可辨的字有：“……/钦升南京僧录司右觉义兼住/敕赐弘觉承恩二寺福宽□□/……”
K2T3：位于西壁，大约竖写11行，楷书，风化过甚，已难辨认。
K2T4：位于东壁，在长60cm、宽46cm的磨光长方形平面内，楷书刻有12行字，字径约2×2.5cm。可辨的字有：“□□□奉/□□□□法耳页□可海等谨□□……/……三有法界有情同发彼岸……/阿弥陀佛一尊普利人天供养……/……孟进/……武可得车可信阮普明□普能□□□除亮于通/……于福觉杨仪王福□□福信□□□□□聚任贵郭恭/……□□张□王福张道沣武□武通□广□福庆/……弟福优任聪……于普□丁鉴/□李可缘陈祖陈□□□□□□遗张普缘/□众歹或高□何辉□□□□郑荣张义黄玉□/大明成化七年正月一十贰日立金陵顾廷璧马全钱胜镌”。此题记明确记载K2开凿于明成化七年（1471），主像供奉的是一尊阿弥陀佛。
K2T5：位于东壁顶部，写于白灰泥上，占壁面长57cm、宽48cm，字径约2.5×3.3cm，共9行，可辨认的字有：“国华宋君□□□宋老先生忝……/七夕偶□诉反□和见示……/功讥□□喜□□□……/和此以志记念/毁□□准□……/松闲□□□□□□□□□……/□□□□□□□多□天……/天河斜□鹊桥驾□苑穿……/□明王邪□□□□公□合□□□……”看来是作者收到宋姓先生的赠诗，然后和了一首题于此处，写于七夕之际，年代不详，但从打破关系看，应该晚于开龛的成化七年。
K2左右外壁面竖行楷书刻字，残存约25行，内容为敕赐弘觉寺的田产四至范围①。另有“南无阿弥陀佛”和“闭目□……”等较大字的题刻，为楷书。从相互打破关系看，寺产题记要早于“南无阿弥陀佛”等题刻，而K2的开凿与“南无阿弥陀佛”等题刻则基本同时。
3.K3
K3位于K2正下方，顶部距K2底约63cm，为长方形平面龛，圆拱形顶，龛口底宽159cm、高198cm、深140cm。正壁留有长方形低坛，长209cm、宽38cm、高54cm（图3）。正壁不见凿像的痕迹。龛壁原涂抹一层厚约0.5cm的白灰泥，未见彩绘，龛顶有黑色烟熏痕迹。正壁长方形低坛的中央凿长方形小凹槽，长56cm、宽19cm、深20cm。槽内置一尊圆雕倚坐像，像高80cm、肩宽30cm。此像头部为后补，身着宽袖长袍，穿云头履，腰系长带，带在腹前打结分两道下垂至双足间，双手持一长方形物于胸前。从着装看，此像似为道教造像②（图7，图版35）。
4.K4
K4位于东壁中部，长方形平面圆拱形龛，龛顶弧度较平，宽160cm、高210cm、深145cm，龛底面距现地表260cm（图3）。龛内3壁都雕小像，分6层，共75尊（表2）。最下1层15尊均为立像，其上5层60尊都是坐像（图8）。
从下往上第1层，正壁刻6尊，头部均残，但可辨为光头状，着右衽交领式宽袖长袍，双手拱于胸前，为弟子像（图9—2，图版36—39）。南壁有5尊，最里3尊形象同于正壁弟子像，外侧2尊为武士天王像，头部已残损，身着甲衣，足蹬靴，双手拱于胸前（图9—1）。北壁有4尊，内侧2尊为弟子像，外侧2尊为武士天王像（图版40）。总的来说，第1层立像，有11尊弟子像、4尊天王像。
从下往上第2层，正壁刻5尊坐像，戴五叶冠，穿通肩大衣，双手施禅定印，跏趺坐，膝以下残损。（图9—3，图版41、42）。南壁刻4尊坐像，跏趺坐，从里向外第1、2、3尊穿深领通肩衣，第1、2尊戴五叶冠，第3尊戴风帽（图9—4，图版43），此三尊均为禅定印。最外侧的第4尊，头部残损，着右衽交领式僧衣，胸前使用圆环系住三角形下衣角，双手持物，似为金刚杵之类的法器（图9—5，图版44）。北壁刻4尊跏趺坐像，外侧1尊风化严重，里边3尊着深领通肩衣，戴五叶冠，禅定印，头部残损。
从下往上第3层至第6层，均刻小坐佛像，有髻，大耳垂肩，袒右肩，可见到内衬至胸的僧祇支，跏趺坐，双手施禅定印。个别佛像似饰顶严，右肩覆偏衫，露右乳，右臂可见戴钏，或露双足（图9—6），图版45）。具体数量如下：北壁，从下往上第3层刻4尊、第4层刻4尊、第5层刻2尊；正壁，从下往上第3层刻6尊、第4层刻6尊、第5层刻5尊、第6层刻4尊；南壁，从下往上第3、4、5、6层，每层各刻4尊（图版46，表3）。
与K1小像比较来看，K4小像刀法率朴，造型线条直硬，人物面型方扁，身躯方矮，类似长方体。而K1小像刀法相对细致，造像较为圆润，人物瘦长，貌显清秀些。
K4龛门北侧顶部有墨书楷体纪年“明嘉靖乙丑冬”，占壁面长33cm、宽6cm，字径约5.5×4cm。嘉靖乙丑即嘉靖四十四年，也即公元1565年。
在K4南壁下方外石壁上刻有“南无阿弥陀佛”6字，楷书，双钩，前5字被K4开窟时打破，仅“佛”字完整①。此题刻占壁面长68cm、宽12cm，字径约12×14cm。
5.K5
K5是最小的龛，可称之为弥勒龛，长方形平面，拱形顶，宽66cm、高61cm、深28cm。正壁雕一尊弥勒佛像，像高36cm，底座长39cm、宽21cm、高7cm（图3）。弥勒佛像已经风化严重，仅可辨识其轮廓形状。光头大耳，凸乳鼓腹，腹部系裙，腹前结带。左腿平盘，右腿支起，赤双足，左手抓一布袋，右手持一串念珠搭于支起的右膝处。下为山石形长方座（图10，图版47）。K5顶部外壁上残留呈“M”形的浅槽，长约70cm、宽约10cm、深约9cm，这可能是龛顶搭建木构庇檐的遗存。K5右侧外壁相距68cm处，刻两行竖写楷书，倾斜偏北，内容为“大明成化元年岁次乙酉五月五日比丘真定成造/弥勒佛一尊永远供养”。这段造像记占壁面长84cm、宽12cm，字径约4.5cm。
（二）题刻概况
1.东壁
K4南侧，向西凸出的1块石壁上刻着3处题刻（图11，图版48），上部1行是梵文六字真言，编号为东T1，为兰查体，明代风格（图版49）；中部为《题感应泉诗》，编号为东T2（图版50）；下部为1行藏文题刻，编号为东T3（图12，图版51）。梵文六字真言占壁面长160cm、宽27—33cm，字大小为宽约23—25cm、高约31—32cm。题感应泉诗碑占壁面长53cm、宽40cm。藏文题记残长316cm、宽35—48cm。
六字真言是观音菩萨的咒语，有梵、藏、汉三种形式，汉译为“唵嘛呢叭咪吽”。六字各有含义，其中“唵”意为皈命，“嘛呢”意为摩尼真宝，“叭咪吽”意为莲花，整体意思是皈命清净的摩尼宝、清净的莲花。六字又分别代表对六道众生的超度，不管哪一道众生念诵此咒，都能得到观音的解救。六字真言在藏传佛教流布地区，信仰广泛而具影响。
东T2《题感应泉诗》碑，行楷，字径约3×4cm，11行，满行8字，共78字，可辨71字，内容如下：
《题感应泉诗》/牛首重兴古佛场，给/孤有感应水常。天开/太璞琼浆美，云汉瑶/池玉液香。清□四溟/光荡漾，净□□□焕/文章。大哉□□□溪/水，耳页祝吾/皇万寿觞。/景泰初元季月/佛成道日金台释胜无极识
2.西壁
西壁南侧藏文题刻，编号西T1，竖刻，残存长63cm、宽16cm，右侧可见“一天三十”竖写楷书小字残迹（图13—1，图版52）。北侧藏文题刻，编号为西T2，仅存1个藏文字母，长28cm、宽15cm（图13—2）。
请教相关专家后知，编号东T3藏文题刻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
这应是一行对世尊的赞颂词，起始部分可能是"Comldan"das，译言“世尊”，最后是rgyalpo，具体含义目前还不能确定。编号西T1藏文题刻可能是一段咒语，跟密教时轮有关。
二 题材解读
1.阿弥陀佛
1尊，即K2主像。依据有三：第一，K2外壁刻有“南无阿弥陀佛”字样，对主尊神格已有所暗示；其二，此像施禅定印，为阿弥陀佛所习见之手印。有人曾释读为释迦牟尼佛①，但释迦佛多呈降魔印，与此有所区别②；第三，最重要的是K2内东壁发现编号为K2T4的造像题记，内中明确称“（造）阿弥陀佛一尊，普利人天供养”。因此可以断定，K2主像是一尊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梵文“阿弥陀婆佛陀”和“阿弥陀庚斯佛陀”的音译略称，意为“无量寿”和“无量光”。佛经说他在过去做菩萨时，名叫法藏，曾发下著名的四十八大愿，经长期修行终成佛果，是主持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也是西方净土信仰的主要崇拜对象。据《阿弥陀经》言，西方极乐世界遍满琼楼玉宇，莲池中盛开宝莲，到处奇花异卉，鸟语花香。人死后灵魂往生到那里，从莲中化生，有仙人歌舞奏乐，衣食供养。如此仙境，着实令信徒神往。
2.弥勒佛
位于K5，是布袋和尚大肚形象。弥勒汉语译为慈氏，是释迦佛预言的未来佛，要在释迦寂灭后经过五十六亿七千万年才能下生人间，在华林园龙华树下成佛，弘扬佛法。据《明州布袋和尚》记载[4]，五代时期浙江奉化有一名叫契此的僧人，高额头，大肚皮，疯疯癫癫，随处乞食坐卧，不忌酒肉，随身携一破口袋，吃剩之物就往里塞，被人叫作布袋和尚。临终时口诵偈语：“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至此，人们始知他是弥勒佛的化身。于是，其形象便也被塑在山门内供奉起来。这种大肚弥勒像的出现是五代末宋初才有的，后经宋、元、明、清，一直供奉不衰。
3.千佛
K1和K4内凿数层形象类似的小化佛造像，应象征的是千佛。大乘佛教宣扬人人都有佛性，人人都可能成佛，因此千佛成为石窟造像中十分常见的题材。千佛之说，由来已久。早在南朝刘宋时期，畺良耶舍译《三劫三千佛缘起》中记载，过去庄严劫、现在贤劫和未来星宿劫，每劫各有千人成佛[5]。其中以贤劫千佛最受现世众生的崇拜。
4.天王
K1和K4内最下一层雕有站立武士像，应是天王护法。有人释为环立武僧[6]，有误。K4最明显，在最下一层靠近龛口处，每面各雕二身站立武士，共四尊，正象征四大天王。K1东壁最下层三尊像外侧的两尊应该也是天王像。据佛经记载，四大天王分别守护着须弥山四方的东胜身州、南赡部洲、西牛贺州和北俱卢州，东方名持国天王，南方为增长天王，西方为广目天王，北方则为多闻天王，又称护世四天王，是佛教护法中最有影响的四位天神。
5.阿修罗
K1最下一层立像中有1身比较特殊的造像，处于窟龛正壁左下角，着战袍，赤双足，共八臂，举日月、持宝剑、拄金刚杵，似乎应是阿修罗造像。阿修罗为天龙八部之一，为佛的眷属，也是贴身侍卫，他原是凶恶好战之神，不只吞日月，而且还曾与帝释天作战。最后皈依佛法，极力供养佛，因而在八部护法中也是最重要的一部[5]147。阿修罗的造像一般位于石窟的门两侧，或在窟顶上，呈三首六臂或八臂的人像，两手持日月，作勇猛跏趺坐姿。《经律异相》卷46“阿修罗”条中说：“（阿修罗）忽自念言：我有威德神力如是，而置忉利天及日月诸天，行我头上，誓取日月，以为耳珰，渐大暝忿，加欲捶之。”又据《正法念处经·二十畜生品》卷17记载，阿修罗为了见天女，以手障日轮、月轮，因而发生了日蚀、月蚀。这便是造像中阿修罗双手中有日月轮的典据出处[7]。
6.声闻弟子
位于K4第1层，有11尊，光头，立姿，着右衽交领大衣，双手拱于胸前。K4第2层，有13尊跏趺坐像，或头戴五叶冠，或戴风帽，除1尊为右衽交领式僧衣，另1尊模糊不清外，其余11尊均为深领通肩装。有学者把这些戴冠的声闻像认为是盘膝打坐的修士[8]，不够确切。他们所戴的五叶冠的形式不同于K1中第1层立像所戴之冠，是一种僧冠，为出家人的装束，而不是俗家人。故将这24尊像认为声闻弟子像③。
7.供养人
K1最下一层立像中存有6身供养人像，均戴方冠，着宽袖长袍，个别留有山羊胡须，一副俗家官宦打扮，双手谦恭地拱于胸前或合十状，表达着对佛国世界的尊敬与向往。供养人为佛教信徒，造像的捐资赞助者，以此行为来体现自身功德，并祈求佛祖保佑福泽绵长。
8.道教像
1尊，位于K3正壁，倚坐，着宽袖长袍，腰部束带，双手持物（似笏板），穿云头鞋，与世俗人着装类似，而与佛像各类袈裟均不相同。佛龛中缘何出现道像，究其原因，可能与明代佛道儒三教合一、嘉靖皇帝好道等诸多情形有关。
三 年代判定
先按照窟龛形制和造像内容对这5个龛进行分组，首先是K2和K3，龛形相似，大小相近，位置上下相毗邻，造像单一，可分为第1组；第2组，是K1和K4，均有千佛、天王和弟子或供养人等造像，都采用分层的布局形式，上为坐像，下为立像，内容与风格相似，年代当也相近；第3组，就K5一个，小龛，凿弥勒佛像，单独成组。
然后，在分组的基础上，再结合位置地势以及开龛的难易程度等因素来考虑，第1组的K3应该开凿较早，因为它处于北壁（正壁）正中，这是此处最好的位置，而且贴近地面，开凿也比较容易。接着是位于K3正上方的K2，位置稍高，较K3费工，故应稍晚一些，但基本同时。相对而言，第2组的K1偏于北壁西侧，位置较高，费工费力，明显晚于第1组。同属第2组的K4则位处东壁正中，位置较高，年代也当晚于第1组。将K1与K4比较就会发现，K1雕凿草率，虽然已经残损严重，但仍可以看出当年并未全部完工，它的开凿要稍晚于K4。至于第3组的K5，位于东壁，且在东壁正中位置，距地面较低，是小龛，开凿容易，时代当要早于K4。
最后，根据寻找与有关纪年资料的相互关系，我们还可以对佛龛的具体年代作出一定程度的判断。K2发现有成化七年题记，K5则有成化元年造像题记，故可以明白，第3组的K5开凿最早，其次为第2组的K3、K2，然后是K4，最晚的是K1。K4龛门有嘉靖四十四年（1565）墨书题记，但这不是开凿的时间，而是相当于游记之类的瞻拜遗迹，但这至少说明此龛最晚在嘉靖年间就已经存在了。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即明成化元年（1465）首开第1龛K5，然后到成化七年（1471）开凿K2、K3，其后开凿K4、K1，年代下限在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之前。
四 梵文题刻
梵文是公元前6世纪左右产生于印度的一种结构比较复杂的音节文字，由于这种文字被认为是万能的梵天所创，故称为梵文。梵文因地域和时代的不同，又形成了多种变体，如在中亚及西域影响极大的西部变体，被称为“中亚斜体”，由此又衍化出“中亚直体”，即“焉耆—龟兹文”和于阗文。此外，今天的藏文也是根据梵文字母于7世纪创制的。梵文在印度，存在南北之异。行于北印度者多方形，行于南印度者多圆形。牛首山所见为方形字体，应系北印度之梵文。
牛首山所刻梵文为六字真言，即梵文om mani padme hum，一般用汉字音译为“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的最初原型，始见于6至7世纪成书的《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据宋代《大中祥符法宝录》载，此经之汉文译本系北天竺僧天息灾于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在开封译经传法院译出，共计4卷。但六字真言并未因此在印度及中原地区流行，只是后来随着藏传佛教影响的扩大才逐步流行开来。
那么，六字真言最早是什么时候在藏族中得到奉行的呢？这个问题应与《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的藏译有密切关系。元代《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5和《善逝教法史》中曾记载，相传公元4至5世纪，藏王拉脱脱日曾自空中获得数部佛经，其中就有《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那时虽未译为藏文，但却受到了崇拜。7世纪时，松赞干布又派遣端美三菩提赴尼波罗（今尼泊尔）求经，得梵本而携归，并命之译成藏文。但据专家研究，实际上该经流入藏地的时间要比之晚得多，大约在9世纪左右[9]。
为何六字真言能得到普遍尊崇，关键原因是《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的作者把这六个神奇的字与佛教的六道理论结合了起来，认为六字与六道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唵”，除天道生死之苦；“嘛”，除阿修罗道斗诤之苦；“呢”，除人道生老病死之苦；“叭”，除畜生道劳役之苦；“咪”，除饿鬼道饥渴之苦；“吽”，除地狱道寒热之苦。正因如此，六字真言也就差不多成了佛法的象征，几乎涵盖了佛教的众多精义，被藏传佛教视为经典的根源，并认为信徒只要反复诵念，即可功德圆满。这种解释虽有点背离梵文的原始意义，但极大地神化了六字真言的不凡法力，而且将六字与六道巧妙地附会于一起，更容易为信徒所理解和接受，从而对六字真言的信受奉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9]。
牛首山出现梵文六字真言，正说明了明代藏传佛教对内地佛教的影响。早在元代，藏传佛教即已传播至江南地区。明代南京作为帝都，更是有不少藏族高僧频繁应诏来此活动，藏传佛教之风愈煽。从文献记载和传世工艺品来看，有不少明代宫廷的工艺作品具有藏传佛教特征，如明代永乐、宣德、成化、弘治、正德、万历诸朝，大量生产的梵、藏文瓷器及僧帽壶、净瓶等，都体现出汉藏融合的艺术特征[10]。
五 余 论
牛首山佛龛位于明代作为首都和陪都的南京，处于南方的佛教文化中心，尤其是明代统治者大力扶植藏传佛教之时，它的开凿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藏传佛教的影响，这是可以肯定的。不管是阿弥陀佛的造像风格，或者多手多臂的造像形式，千佛中戴臂钏、露右乳的形象，还是梵文六字真言、藏文题刻等，都传达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信息，那便是藏传佛教的特点。尽管这些龛像是由汉族高僧主持或参与开凿的，但仍不能避免这种时代特色，反而为今人的研究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无独有偶，1957年在距牛首山佛龛一百余米的弘觉寺塔地宫中，出土了一座金刚宝座塔，此塔是由四个瓷盖罐、一座砂岩须弥山基座和铜鎏金曲登塔（鎏金喇嘛塔）三部分组成，制作时间当在明宣德末年到明正统五年[11]，此塔的造型和瓷器的杂宝纹装饰具有明显的藏传佛教艺术特征。这座金刚宝座塔的发现，同样也可佐证牛首山受到藏传佛教影响的史实。
附记：本文在写作与调查过程中，不仅得到南京江宁区郑和墓园文管所、江宁区博物馆的支持与配合，而且得到南京大学历史系贺云翱教授、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周桂龙先生的指导和帮助，同时还得到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魏曙光、刘毓萱、硕士研究生黄孟、苏鹏举等师友的大力协助，谨此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
[1]朱偰.金陵古迹名胜影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6：213.
[2]江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江宁县概况[M].江宁：内部资料，1987：102.
[3]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京文物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320.
[4]普济.五灯会元：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4：121—123.
[5]阎文儒.中国石窟艺术总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23.
[6]杨新华.金陵佛寺大观[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251—259.
[7]陈清香.云冈石窟多臂护法神探源——从第8窟摩醯首罗天与鸠摩罗天谈起[C]//云冈石窟研究院.2005年云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研究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295.
[8]杨新华.金陵佛寺大观[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251—259.
[9]杨富学.浚县大伾山六字真言题刻研究[R].凤凰网华人佛教版（2011—5—30）：河南浚县大佛高峰论坛，2011—5—28.
[10]赵改萍.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发展及影响[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285.
[11]葛晓康.南京牛首山宏觉寺郑和德塔考证—兼考“三宝”和“三保”太监[J].中国历史文物，2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