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随聂帅到过重庆两次。第一次是 1960年3月，聂帅在广州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后，与贺龙元帅、罗荣桓元帅一同经南宁、贵阳到重庆、而后又到成都、西安、三门峡、洛阳等地视察。第二次是1964年11月，聂帅在广州开完中央军委常委会，休息一段时间后，于1965年3月下旬，与贺龙元帅、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从广州乘飞机到成都，听取四川省科委关于西南地区科学技术工作的汇报后，转赴重庆考察重庆地区的军工企业，研究三线的铁路建设和重庆飞机场的扩建问题。聂帅两次到重庆，遗憾的是日程安排得都很紧，始终没有机会回故乡江津看一看。
聂帅去世已经12年了，我离开聂帅办公室工作已经很长时间了。几十年来聂帅的音容和光辉形象始终闪耀在我的脑海中，我从没有忘记聂帅对我的培养教育，永远铭记着聂帅对我的教诲。
在聂帅身边
我跟随聂帅工作过三段时间，这三段时间都是聂帅一生中的重要亮点。
第一段是抗日战争时期，聂帅开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岁月。当时聂帅担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我在晋察冀军区《抗敌报》工作。从1939年初至1943年春我离开晋察冀去延安，共四年多的时间。1937年至1940年是晋察冀边区大发展的阶段，1941年至1943年由于日寇的封锁和蚕食，边区处于最艰苦的岁月。日寇每年都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一两次野蛮的进攻或扫荡，特别是1939、1940、1941年对冀西，1942年对冀中的扫荡。每次反扫荡，我们报社都是随军区领导机关，在聂帅的直接指挥下行动。四年多的敌后抗日斗争经历，我亲身领略了聂帅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卓越领导才能和对敌斗争的指挥艺术。
第二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聂帅担任代总参谋长的岁月。当时我在中南海军委作战室工作。开始时，聂帅与我们作战室都在中南海春藕斋办公。中央军委日常办公地点移住中南海居仁堂后。聂帅的办公室设在居仁堂一层的东面，我们作战室在一层的西面。聂帅每天上班先到我们作战室，由我们向他汇报当日情况，下班时也到作战室了解情况后才走，有些会议聂帅就在作战室召开。四年多的接触时间，我亲自领略了聂帅那种非凡的工作精神和周密而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后来聂帅多次与我谈起这段工作，都说那是他一生最繁忙、最顺手、工作效率最高的一段时间。
第三段是聂帅主持领导国防科技事业的岁月。我从1959年到1969年的 10年在聂帅办公室工作，开始做军事参谋，后来担任办公室主任。10年的时间我亲自经办了聂帅安排的大量工作，亲自感受了聂帅全神贯注地抓科研工作的敬业精神，直接经历了聂帅开创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历程，亲睹了聂帅抓“两弹二星”的伟大业绩。
我在聂帅身边的岁月，使我永远铭记的是聂帅高尚的品德和对党的事业忠贞不渝的精神，是聂帅那种光明磊落坦荡无私的胸怀，是聂帅那种严于律己宽厚待人的高尚风范。毛主席说聂帅是个厚道人，这是对聂帅的一个极为精辟的评语和赞许。从我接触聂帅的经历看，我觉得聂帅的厚道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赤诚之心
聂帅对党的事业忠诚不渝，有着高度的事业心和强烈的责任感。抗日战争开始，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以优势兵力疯狂进攻面前，聂帅奉毛主席党中央之命，在华北敌人的心脏地区，以大无畏的胆略，在敌后开辟第一个抗日根据地。聂帅所依靠的力量仅仅是115师独立团和骑兵营共3000人左右。(当时开辟晋绥抗日根据地是120师主力，开辟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则是129师主力，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是115师主力)。聂帅以他对党的战略方针的深刻理解和坚定的信念，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将八路军亲切称之为“人民的于弟兵”，极大地密切了军民关系，从而迅速打开了局面，为我军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开创了范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党中央领导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是一个机构，服装和军需供应都是一个系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要区分为党中央机关、政务院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当时聂帅虽是代总参谋长，实际是在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指导下，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担子特别繁重：要组织向全国进军，解放全中国，扫清敌人的残余势力和土匪武装；要扩充和健全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组建各军兵种领导机构；要创立各类军队院校；500万部队要精简整编，要建立新的兵役制度。特别是抗美援朝开始后，聂帅的工作更加繁忙、更加复杂、更加紧急。毛主席是夜间办公，他那里开会从不事先通知，接到电话立即就去，聂帅在夜间休息时间突然被叫醒去毛主席那里开会，回来又连夜布置工作，是经常的事。所以那段时间聂帅特别辛苦。聂帅以他对党的事业亦诚之心，全神贯注，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地工作。聂帅对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初创工作，对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聂帅在领导利，学技术工作特别是抓“两弹一星”的事业中，更是体现了他强烈的事业心，体现了他对党赋予的任务贯彻执行的坚定性，他战胜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巨大压力，克服了党内外种种责难，硬是挺着胸膛抓到底。我国科学技术队伍的成长，蓬勃发展的科研事业，是聂帅忠减于党的事业辛勤劳动的伟大成果。聂帅当之无愧是我国科技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卓越的组织领导者，不愧为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楷模。
创新开拓
聂帅有着非凡的气魄，他十分注重工作中的创造性和开拓精神。
抗日战争初期晋察冀边区，由初创时的五台、阜平狭小地区迅速发展到整个冀西、冀中、冀东，长城内外，正是聂帅紧密结合敌后的实际情况，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中充分发挥了创造性的成果。聂帅创造性地在敌后根据地内部建立了“三三制”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并制定了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在根据地边沿地区组织了两面政权，对打破敌人的蚕食和封锁，保障根据地人员的进出安全提供了良好保障。聂帅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创了军区有独立旅、分区有独立团、县有独立大队、区有区小队的武装力量体制。聂帅创造性地以“敌进我进”、“到敌后的敌后”的斗争方式粉碎了日寇的屡次大规模的进攻和扫荡。聂帅创造性地解决了如何在平原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在广阔的冀中平原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他十分注重总结推广人民群众的对敌斗争经验，如伏击战、地道战、地雷战、袭扰战、武工队、水上雁翎队等。聂帅特别重视宣传我党的抗日斗争纲领政策，第一个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个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日军反战同盟支部，利用俘虏的日军士兵对侵华日军进行反战宣传工作，亲自在百团大战中营救和护送两个日本小姑娘，发扬我军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第一批接受白求恩、柯棣华等国际友人援助和记者采访等。毛主席党中央给予晋察冀边区“抗日模范根据地”的光荣称号，是聂帅开创性工作的集中体现，是对聂帅的高度赞誉。
聂帅在总参工作的初始时期，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只有很少一点人，只有军委作战部及所属的作战、情报、通信、航空、训练五个局。如何建立一个渚军兵种合成的适应现代化建军的高效能的统帅部机关，对我军的现代化建军有着深远的意义。聂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听取了各种不同意见，当时很多同志认为应按我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的传统，组成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苏联顾问则根据苏军统帅部的模式提出建立8个总部，即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总干部部、总军械部、总财务部、训练总监部。聂帅以他的远见卓识，既着眼于我军现代化建军的需要，又不脱离我军的发展历史，既不固封于我军的老习惯，又不能照搬苏军统帅部的模式，经过多方探讨和实践，经毛主席、中央军委批准，开创性地组建了具有我军特色的人民解放军的统帅部首脑机关和大军区、二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武装部的武装力量领导体制。创立了各军兵种培养干部的高、中、初级的院校体制。研究制定了具有我军传统的义务兵和民兵相结合的兵役制度。聂帅的这些开创性的工作，对我军由战争年代向和平建军时期的转变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美援朝战争是我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第一个敢于与高度现代化装备的美帝国主义作战的军队。朝鲜半岛是狭长的山区地带，当时朝鲜人民军已经丧失整体作战能力。我志愿军入朝作战既没有制空权又没有制海权，后方运输线又没有可靠的保障。这种情况下，如何有效地组织和保障志愿军作战，对总参谋部的工作是一次严重的考验。聂帅在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指导下，对志愿军的情报保障、战役部署、后方基地的建设、汽车和铁路运输、后续部队的调动和紧急运输，参战空军部队的部署和机场建设、作战部队的轮换和兵员补充、国内各条战线对前方的支援等，都进行了一系列的开创性工作，昼夜不息地协调总部机关和刚组建起来的军兵种领导机关的工作，充分发挥总部机关的组织领导和保障作用。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倾注着聂帅的大量心血。
聂帅在领导科研工作中，更是发挥了他非凡的开拓精神和创造性。在毛主席、周总理发展我国科技事业特别是尖端技术的战略方针指导下，经过聂帅的具体组织和实施，成功地探索出了一条适合我国特色的科学技术发展之路，聂帅在两弹研制中开创了社会主义大协作的先河，他形象地将国防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国务院各部委的研究院所、地方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研究院所比喻为几个方面军、方面军中有主力兵团，有地方部队,相互协同，紧密配合，攻克了一道道难关。聂帅在我军武器装备研制中开创了具有我国特色的理论探索—研究设计—小量试制—基地试验—定型生产—装备部队的发展体制。他提出了我国武器装备型号的研制采取阶梯式的螺旋发展模式。聂帅对研究院所党组织的职能和领导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纠正了某些照搬部队领导方法的错误倾向。聂帅开辟了在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培养我国国防科技人才的成功之道，他以极大的勇气纠正对我国的知识分子的某些偏见，为他们正名和脱帽加冕，使我国科技人才的成长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在聂帅的大力倡导下，我国科技人员中形成了热爱祖国、奋发图强、不怕困难、艰苦奋斗、勤奋学习、扎实工作、甘于奉献、相互尊重、团结协作、勇于攀登、敢于攻关、富于创新的良好风尚和精神风貌。为了使科技人员有个良好的工作环境，聂帅严格规定了研究院所的工作时间和秩序，保证了科研人员全神贯注地进行研究工作。聂帅在我国科技界享有的崇高威望是当之无愧的。
胸怀坦荡
聂帅有着一身正气的高尚品德。他始终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他参加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的会议，凡是与我们工作无关的绝对不透露任何内容，更不对夫人和子女们谈论。他有很高的党性原则，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他与“四人帮”的恶劣行径进行过坚决斗争，为打倒“四人帮”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经历过屡次党内斗争，在抗日战争后期晋察冀军区领导班子中受过责难，解放战争初期受过非议，所有这些问题他都胸怀坦荡，从不计较个人恩怨，从不在私下议论。“文化大革命”中，聂帅承受着林彪、“四人帮”的种种打击，但是聂帅从不随意谈论，他始终坚持按党的组织原则将问题摆到党的会议上去解决。林彪、“四人帮”诽谤和诬陷聂帅搞晋察冀山头，是黑后台，聂帅绝不退让，他直接质问林彪和叶群，直接给毛主席写报告澄清此事。聂帅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高尚风格是他被誉为厚道人的重要内涵。
聂帅是一位十分谦虚和蔼的伟人。他对党对人民鞠躬尽瘁，一生中建有丰功伟绩，有着卓越的贡献。聂帅总是正确对待过去，从不对任何人夸耀自己的功绩，真正是功高而不自傲，名重而不自恃。
聂帅一生十分谦虚，胸怀宽广，有着深厚的实事求是精神。他批评国防科委在文件中写“以聂荣臻同志为首的党委”的用语，反对突出和宣扬他个人。“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追查叶剑英元帅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的“不教而诛”一语。叶帅打电话问聂帅他不记得说过此话，聂帅立即告诉叶帅，这句话是我讲的，并且还专门为此给毛主席写了一信，予以澄清，从而为叶帅解脱了“四人帮”的诬陷。“文化大革命”中一些群众组织多次满街张贴大字报炮轰聂帅，聂帅知道这些都是林彪、“四人帮”为打倒老一辈革命家而施展的种种伎俩，他都是沉着对待。因为聂帅有一颗坦荡的心，他无所畏惧，坚信我们党是不会垮的，坏人挡道是不可能持久的，终究是要失败的。聂帅对造反的群众组织从不责怪，总是耐心地做思想工作。包括由聂帅抚养起来的一个烈士的儿子，带头造聂帅的反，聂帅对他也不歧视。
聂帅总是以和蔼宽容的态度对待同志，聂帅对我们办公室的同志都十分信任，按秘书工作纪律，凡是送首长“亲启”、“亲拆”、“亲收”的信件，秘书都无权拆封，而聂帅则授权我们全权办理。聂帅表面很严肃，但性情却很温和，我在办公室工作了十年，从未见过聂帅发脾气、骂人、训斥人的情况。即使发现我们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是耐心说服教育。
优良家风
聂帅不仅有坚强的党风，有良好的工作作风，还有一个和谐的家风。50年代中央军委的许多领导同志将自己的夫人安排为自己的办公室主任，军委办公厅领导多次向聂帅提出将夫人张瑞华安排为聂帅办公室主任，聂帅认为自己的亲属直接参与自己分管的业务，不利于工作，所以一直没有同意。聂帅生活俭朴，十分注意节俭，他从不过问工资待遇，日常家庭开支都是由警卫副官掌握，夫人张瑞华也只是过问是否有浪费或超标准的问题。老俩口从不超标准提出任何要求，聂帅住的是普通老式四合院，饮食也很普通，没有抽烟酗酒的嗜好。聂帅虽是四川人，但饭菜四川味并不太浓，主要是照顾非四川的其他家人的口味。聂帅在衣着上从不求豪华，只求整洁和严格的军容风纪。聂帅对自己的子女和抚养的烈士子女及亲属，都很关爱，但爱而不溺，注重对他们的教育和锻炼。对家乡的事很关心，但从来是按党的政策办，决不搞特殊关照。聂帅有着良好的卫生习惯和锻炼身体的活动方式。他外出从来是轻车简从，视察工作从不兴师动众。聂帅是内向性格，平时寡言少语，很少谈笑风生，与家人和我们办公室工作人员总是和蔼而严肃。他总是全神贯注于工作，很少有时间参加集体娱乐活动。
聂帅既是我们党早期的创始人之一，又是我军的缔造者和统帅之一，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是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创始人。聂帅的一生对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毛泽东科学技术思想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纪念聂帅诞辰105周年，一定要继续学习聂帅高尚的党性原则，学习他对党的事业忠贞不渝的精神，学习他高风亮节的道德情操，学习他工作中的创新和开拓精神。把聂帅开创的革命事业和优良传统继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