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_摩罗,一个真诚的朋友

  大凡科学家就应像爱因斯坦一样胡子拉碴、蓬头怪相的模样;大凡思想者必有深邃凌厉的目光,看透尘世俗相,直抵生命本真。我发现,这是一个常识性错误。第一次见到摩罗老师,我感到很吃惊,他给我的印象不是深沉得忧郁,而是阳光得可爱。
  早在上世纪末,北大三杰出版了一系列思想随笔集,震撼不少知识青年的神经,引发全国大学生的共鸣。鲁迅曾盛赞晚唐三子(罗隐、皮日休和陆龟蒙)的小品文“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我想,借用这句话来表彰北大三杰并不过分。在朦胧诗退潮后,北大三杰横空出世,恰好填补了大学校园的这段精神真空期。摩罗的《耻辱者手记》正是那个时代的杰作。和大多数70末、80初生人一样,我在大学时代领略摩罗的思想震撼力,心中暗想这一定是一个着迷于死亡清洁、反叛怪戾的爱伦坡式的人物。
  然而,当我与摩罗熟识之后,不仅被他的思想震撼力所折服,更被他的坦率真诚所吸引。他其实不是一个咀嚼耻辱“孤独求败”式的人物,更是笑看人生、达观生活的真诚朋友。
  今年伊始,摩罗推出新作《中国站起来》饱受争议,甚有同学站在道德制高点,故作痛心疾首之状,宣布与他绝交。尤其荒唐的是,一些网友只看书名遍骂。面对扑面而来的批评甚至谩骂,我颇感不平,每每讲给摩罗老师听,他总是报以微笑,不愿意以恶意揣摩别人,想必那些读者需要时间才能理解吧。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在盲目地误解。印刷厂的朋友将印好的《中国站起来》送到社里时,激动地跟我说:“本来我们只注重图书印刷质量与工艺,对图书内容比较麻木,但是《中国站起来》很不一样,深深地吸引了很多生产线上的工人。他们都是80后的年轻人,大多只有高中文化水平,在书成形后争相传阅、热烈议论,都说这是一本好书,长咱们中国人的志气啊。”
  一次我跟摩罗、孔庆东一起吃饭,孔老师说:“交朋友首先看人品,看是否真诚。”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孔庆东义无反顾地支持摩罗――因为摩罗是一个真诚的可信赖的朋友。
  在新书发布会上,好友刘震云惊讶于摩罗的思想转变,直言对他的转变的好奇心甚过对这本书的内容,但始终相信摩罗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受某种利益的驱使。刘仰则说得更为透彻:“我认为摩罗十几年来发生的转变,是时代的必然,是合乎逻辑的。在当今世界,我们既需要反对国家不合理地伤害个人利益,也需要维护国家的尊严和利益,以保护个人利益。”
  惟有真诚,方能永远。摩罗从自由主义者转变成民族主义者,始终没有丢掉真诚的品性和学者良知,这是难能可贵的。他说:“我接受五四以来的教育,本来一直认为西方是乌托邦,穷人都有饭吃,人人平等。达尔文打破了我的这种幻想,让我窥见真实的西方殖民史。达尔文在书中谈到某岛的人类种族灭绝问题,归因于外地人带来新的食品,破坏了当地的生物链,导致无法生育。其实,西方殖民者的屠杀才是真相。作为人文学者,达尔文如此避讳殖民的歪曲解释让我太震撼了。原来,我们以为搞人文学术研究的人都是有良心的,其实那些人的良心被狗吃得更糟糕。达尔文就是一个例子。他们坚决不承认殖民对当地的危害,坚持认为自己是传播文明和进步的。”摩罗自述从被洗脑的境遇中摆脱出来,何其沉痛也。所以,他心无旁骛地研究西方殖民史的真相,试图找出100年来中国人精神大崩溃的根本原因。
  我想,摩罗的思想转变,不仅关乎个人命运浮沉,更折射出一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错愕与醒来之间纠缠的过程。从鼓吹个人自由与权利到关注民族大义与安危,摩罗始终没有忘掉自己是中国人,始终与潜伏在神州大地的洋奴势不两立。从此,坚守中国立场的“中派”知识分子,呼之已出,兼顾左右,心系民族,情牵苍生,关注中国的前途、命运与精神解放。
  民族主义并不是十恶不赦的罪恶,鲁迅不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吗?鲁迅因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所以“俯首甘为孺子牛”;摩罗因为要“站起来”,“咀嚼耻辱”,所以“呐喊挺起脊梁做大国民”。让自己咀嚼耻辱,让别人享受阳光,让每一个中国人在精神上“站起来”,才是摩罗的真诚夙愿。面对一个真诚的朋友,面对一片赤子之情,谁忍心去误解、去谩骂、去抹黑呢?至少我不敢。